康昊（bevictor伟德官网世界史系）
2020-06-09 09:29 來源：澎湃新聞
日本的中世（約11世紀後半葉至16世紀）是戰争頻發的時代。盡管較少遭到外敵的威脅，但自武士登上曆史舞台以後，日本列島就不斷受到全國性戰亂的襲擾。其中有使得平氏覆滅、鐮倉幕府建立的“治承·壽永之亂（1180—1185）”及緊随其後的“奧州戰争”。十三世紀初期又有幕府與後鳥羽上皇兵戎相見的“承久之亂（1221）”。鐮倉時代中後期，随着蒙古鐵蹄席卷歐亞大陸，日本又遭受“蒙古襲來（1274—1281）”的威脅。對于執政者而言，如何走出“戰時”的非正常狀态，讓社會秩序過渡到“平時”是永恒的課題。
鎮魂：從“戰時”到“平時”的過渡儀式
日本中世的統治者，特别是武家政權的執政者，往往需要通過舉辦大型的鎮魂儀式（即追悼、超度儀式）對數以萬計的戰争死難者（及相關人員）進行撫慰和宗教救渡，以當權者親自宣告“終戰”的形式，向社會宣示天下安定，并将自己樹立為“和平再造者”的形象。譬如在“治承·壽永之亂”時，京都的後白河法皇仿效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并重建“鎮護國家”的寺院東大寺。當戰争結束之後，鐮倉幕府的初代将軍源賴朝（1147—1199）親自率領浩浩蕩蕩的隊伍趕到奈良參加東大寺落成大法會，宣告新秩序的來臨。“蒙古襲來”以後，鐮倉幕府在北鐮倉建立圓覺寺，聘請南宋禅僧無學祖元（1226—1286）為住持，将圓覺寺作為敵我雙方戰死者超度的寺院。近期，拙文《南北朝期幕府的鎮魂佛事與五山禅林》（2020）關注了日本十四世紀南北朝戰亂期間室町幕府舉辦的“終戰”鎮魂儀式。
京都利生塔（法觀寺塔）
鐮倉幕府因後醍醐天皇（1288—1339）的倒幕活動及鐮倉幕府軍足利尊氏（高氏）等的臨陣倒戈而覆滅。《太平記》記載了鐮倉幕府統治集團滅亡時的慘狀，京都六波羅探題滅亡時“四百三十二人同時切腹”，鐮倉覆滅時“一處自殺者就有八百七十三人，此外平家（北條氏）門葉及受其恩惠者不論僧俗男女，泉下報恩者不計其數，僅鐮倉一地據傳就有六千人死難”。中世日本人相信，死于非命的人死後将會化為怨靈作祟，繼續為敵。甚至可以說，“死去的敵人”比“活着的敵人”更可怕。因此，當鐮倉幕府一倒台，後醍醐天皇就開始了對戰争死難者的鎮魂活動。然而中央政局瞬息萬變，僅數年之後，後醍醐天皇就因為足利尊氏、足利直義兄弟的反叛逃出京都，死在吉野山，日本陷入“一天兩帝”的南北朝對峙局面。于是，南朝的後醍醐天皇自己也就變成了新興的室町幕府的鎮魂對象。後醍醐天皇死後，由于京都災異不斷，在室町幕府的實際領導人足利直義（1306—1352）的推動下，幕府在全國設立六十六處安國寺、利生塔為後醍醐天皇及戰争死難者鎮魂，并舉辦超度後醍醐的千僧法會。十四世紀40年代以後，随着南朝方武将接連戰死，南朝據點吉野被攻陷，日本列島眼看就要重歸和平。然而，事情卻沒有按照足利兄弟的預想展開。
後醍醐天皇
觀應擾亂：手足相殘的慘劇
剛建立十餘年的室町幕府，盡管将軍是足利尊氏（1305—1358），但政務的實際負責人卻是其弟足利直義。足利尊氏麾下的親信武将高師直與足利直義的矛盾，最終将室町幕府推到了分裂的局面。足利直義聽信讒言，向光嚴上皇上奏罷免高師直一黨。高師直沒有坐以待斃，貞和五年（1349）七月，高師直一派發動政變，逼迫足利直義引退。将軍足利尊氏之子足利義诠上京接替足利直義的工作。但此後形勢突變，足利直義養子足利直冬（實際上是足利尊氏的庶子）在九州起兵連戰連捷，足利直義逃出京都，并聯合南朝勢力，一舉将足利尊氏、高師直軍擊敗，高師直兄弟被殺。獲勝的足利直義與兄長握手言和，然而好景不長，和談僅半年就宣告破産，兩兄弟再度兵戎相見。迫于形勢，足利尊氏與南朝議和，廢除原本自己一手扶持的北朝。此後足利尊氏軍勢如破竹，足利直義戰敗身死。這就是日本南北朝史上因手足相殘、父子相殺而聞名的“觀應擾亂”。
足利直義（神護寺藏傳源賴朝像，實為直義）
足利直義死後，足利直義一方武将倒向南朝，與足利尊氏為敵。很快，尊氏父子就被南朝出賣，南朝軍攻入京都，将北朝的三位上皇（光嚴、光明、崇光上皇）及皇太子等一并“接收”，拐到了南朝控制的山中。等到足利義诠返回京都時，北朝一方上皇、天皇乃至皇太子全都已經沒了蹤影，象征皇權繼承的“三件神器”也被南朝一并卷走。悲慘的北朝之中，已經找不到一個合适的人可以出來繼承皇位。才創建不到二十年的室町幕府的合法性岌岌可危，很快就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此後，室町幕府迫不得已拉出了原本要送入妙法院出家的皇子彌仁（後光嚴天皇），在相當簡陋“不正規”的即位儀式之後将他扶上了皇位。文和二年（1353），南朝軍再度攻入京都，這次足利義诠吸取教訓，帶着後光嚴天皇一同逃出。七月底，身在鐮倉的足利尊氏聞訊率軍上京。南朝軍再一次被逐出京城。重新回到京都，恢複短暫和平的将軍足利尊氏決心利用其母親十三回忌日薦亡佛事的機會，重新舉行一次超度戰死者的鎮魂儀式。這就是文和三年（1354）的水陸法會。
被俘之後北朝三上皇與南朝天皇共同的生活場所河内金剛寺
将軍尊氏的終戰儀式與東渡的元僧
重新回到京都的将軍足利尊氏已經年近五十。在中世的日本，五十歲已經算是高齡。足利尊氏青年時響應後醍醐天皇的号召臨陣倒戈，成了倒幕的功臣。但很快足利尊氏就與主君後醍醐天皇決裂，造成了南北朝對立的局面。到中年以後，親手建立的室町幕府因為手足相殘的慘劇一度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早在其反叛後醍醐天皇時，尊氏就曾在一篇願文中透露自己的心迹，其中說道：“我對于此世，已經沒有什麼期望。我甯願出家遁世，祈求來世的幸福。”觀應擾亂平息以後，足利尊氏期望能在自己在世的時候結束戰争，通過鎮魂儀式安撫敵我雙方戰死者的怨靈，祈願戰争結束，讓“太平”重新到來。
足利尊氏先是從1354年一月開始，召集了六百多位僧侶，以宋元版大藏經為底本，将一套大藏經抄寫一遍。其中包括足利尊氏親筆抄寫的部分寫經至今尚存，尊氏在願文中說，抄經的目的是超度其父母、後醍醐天皇乃至南北朝戰争以來死難者的亡魂。而後在12月23日其母忌日這一天，足利尊氏又召集京都五山的禅宗僧侶在等持院舉行水陸法會。水陸法會是中國佛教當中常見的法會，但這卻是日本曆史上“水陸法會”作為鎮魂儀式登場的第一次。法會之際，幕府官員與諸山僧侶列席，根據史料記載，水陸法會的同樣是追悼“陣亡魂衆”。但就在法會進行期間，足利尊氏的庶子、足利直義養子足利直冬再度起兵，而後一路高歌猛進，到了儀式這一天時已兵臨城下。但即便如此，足利尊氏也沒有選擇中止法會，而是繼續待在京都，堅持參加到24日法會結束。當天，足利尊氏攜後光嚴天皇逃出京都。
等持院
事實上，擔任這次水陸法會導師，升座說法的僧侶并不是一個日本人，而是十四世紀最後一位東渡日本的元朝僧人東陵永玙（1285—1365）。東陵永玙是浙江人，在東渡日本前曾擔任甯波天甯寺的住持。1342年的時候，當時執政的足利直義為了推動對後醍醐天皇的鎮魂，于是修建了專門祭祀後醍醐天皇的寺院天龍寺（世界遺産）。但由于資金不足、銅錢缺乏，幕府派遣了一艘貿易船到甯波交易，籌措資金。同時，足利直義還委派一名特使，到江南地區尋找知名的禅僧，欲聘請他到日本來，作為“引進人才”做天龍寺的住持。這位被足利直義聘請到日本來的僧侶就是東陵永玙。但是當東陵永玙到達日本之時，日本已經爆發了觀應擾亂。招聘東陵永玙的足利直義也很快戰敗死去。但兄長足利尊氏仍然繼承其弟的遺志，重用東陵永玙。當足利尊氏需要重新舉辦一次“終戰”的鎮魂儀式之時，他選用了東陵永玙，或許正是在東陵永玙的建議之下，幕府将此次鎮魂儀式設定為元朝時興的水陸法會的形式。不僅如此，參與這次儀式的其他僧侶，有好幾位都是有過入元留學經曆的日本禅僧。
甯波天甯寺塔
鎮魂儀式的越境：從鎮江金山寺到京都等持院
南宋至元代是前近代中日交流最鼎盛的時代，至少有數百位日本僧侶曾在中國的江南地區留學。許多日本僧人在華期間，曾擔任元朝寺院的住持，并被元朝皇帝授予師号，有的還被元朝政府動員到大型國家法會儀式當中。在江南禅林中，最受日本留學僧歡迎的是古林清茂、月江正印、中峰明本等幾位“知名導師”。其中與元文宗圖帖睦爾關系頗好的古林清茂（1262—1329）座下有日本留學僧數十名。1322年古林清茂被任命為集慶（南京）鳳凰台保甯寺的住持，這時候其門下的留學僧達到頂峰值。1323年，已出家為藏傳佛教僧侶“合尊大師”的南宋恭帝（1271—1323）死去，元英宗碩德八剌（1303—1323）“命僧誦十萬部經”，并敕命大都的藏傳佛教寺院萬安寺、禅宗慶壽寺、五台山萬聖祐國寺、鎮江金山寺等一齊舉辦水陸法會。其中僅鎮江一地舉辦的水陸法會就有1500名僧侶參加，多名江南知名禅僧被邀請說法。其中古林清茂與同樣門下日本弟子衆多的月江正印、元叟行端都在被邀請之列。古林清茂親赴鎮江金山寺——水陸法會的發源地升座說法，此時，那位後來東渡日本的東陵永玙，就在古林清茂門下擔任侍者（秘書）。
大都萬安寺
《倚天屠龍記》當中的萬安寺
1329年，古林清茂的得意弟子，同為浙江人的竺仙梵僊（1292—1348）東渡日本。竺仙梵僊赴日後，深受足利尊氏、足利直義兄弟的信賴。其師古林清茂去世之後，竺仙梵僊依據從中國拿來的古林語錄，在花園上皇等的幫助之下，在日本重新出版古林清茂的語錄，并在語錄之後附上了自己撰寫的古林清茂傳記。這篇傳記記載了古林清茂1323年受元朝政府邀請，去鎮江金山寺參加水陸法會的景況。或許正是在此時，鎮江金山寺的水陸法會的情報第一次進入了足利兄弟的耳中。
東陵永玙到達日本時，竺仙梵僊已經死去。進入京都天龍寺之後，東陵很快出任了天龍寺的住持。由于語言不通，曾搭乘那艘募集天龍寺造營資金的貿易船到甯波的留學僧愚中周及擔任了東陵永玙的翻譯。無獨有偶，這位留學僧愚中周及後來進入鎮江金山寺學習，并參加了1347年元朝政府在金山寺舉辦的水陸法會。愚中周及後來在京都周邊的丹波創建了一座名叫天甯寺的寺院，并将天甯寺的山号取名叫“金山”。
就這樣，鎮江金山寺的水陸法會與足利尊氏在等持院所舉辦的那次“終戰儀式”被種種因素聯系到了一起。中國佛教的水陸法會也以此為契機進入室町幕府的國家儀式當中，而後每逢戰亂、饑荒，室町幕府都會舉辦大規模的水陸法會，舉行這一鎮魂儀式超度因戰争和饑馑而死難的亡靈。水陸法會自此成為由“亂”到“治”，由“戰時”到“平時”的象征之一。而其背後活躍的東渡元僧和日本留學僧，也為戰亂中的兩國交流譜寫了一段有趣的插曲。
參考文獻
康昊：《南北朝期における幕府の鎮魂仏事と五山禅林―文和三年の水陸會を中心に》，《アジア遊學》245号（アジアの死と鎮魂・追善），東京：勉誠出版，2020年。
龜田俊和：《観応の擾亂：室町幕府を二つに裂いた足利尊氏・直義兄弟の戦い》，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7年。
鎮魂：從“戰時”到“平時”的過渡儀式
日本中世的統治者，特别是武家政權的執政者，往往需要通過舉辦大型的鎮魂儀式（即追悼、超度儀式）對數以萬計的戰争死難者（及相關人員）進行撫慰和宗教救渡，以當權者親自宣告“終戰”的形式，向社會宣示天下安定，并将自己樹立為“和平再造者”的形象。譬如在“治承·壽永之亂”時，京都的後白河法皇仿效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并重建“鎮護國家”的寺院東大寺。當戰争結束之後，鐮倉幕府的初代将軍源賴朝（1147—1199）親自率領浩浩蕩蕩的隊伍趕到奈良參加東大寺落成大法會，宣告新秩序的來臨。“蒙古襲來”以後，鐮倉幕府在北鐮倉建立圓覺寺，聘請南宋禅僧無學祖元（1226—1286）為住持，将圓覺寺作為敵我雙方戰死者超度的寺院。近期，拙文《南北朝期幕府的鎮魂佛事與五山禅林》（2020）關注了日本十四世紀南北朝戰亂期間室町幕府舉辦的“終戰”鎮魂儀式。
鐮倉幕府因後醍醐天皇（1288—1339）的倒幕活動及鐮倉幕府軍足利尊氏（高氏）等的臨陣倒戈而覆滅。《太平記》記載了鐮倉幕府統治集團滅亡時的慘狀，京都六波羅探題滅亡時“四百三十二人同時切腹”，鐮倉覆滅時“一處自殺者就有八百七十三人，此外平家（北條氏）門葉及受其恩惠者不論僧俗男女，泉下報恩者不計其數，僅鐮倉一地據傳就有六千人死難”。中世日本人相信，死于非命的人死後将會化為怨靈作祟，繼續為敵。甚至可以說，“死去的敵人”比“活着的敵人”更可怕。因此，當鐮倉幕府一倒台，後醍醐天皇就開始了對戰争死難者的鎮魂活動。然而中央政局瞬息萬變，僅數年之後，後醍醐天皇就因為足利尊氏、足利直義兄弟的反叛逃出京都，死在吉野山，日本陷入“一天兩帝”的南北朝對峙局面。于是，南朝的後醍醐天皇自己也就變成了新興的室町幕府的鎮魂對象。後醍醐天皇死後，由于京都災異不斷，在室町幕府的實際領導人足利直義（1306—1352）的推動下，幕府在全國設立六十六處安國寺、利生塔為後醍醐天皇及戰争死難者鎮魂，并舉辦超度後醍醐的千僧法會。十四世紀40年代以後，随着南朝方武将接連戰死，南朝據點吉野被攻陷，日本列島眼看就要重歸和平。然而，事情卻沒有按照足利兄弟的預想展開。
觀應擾亂：手足相殘的慘劇
剛建立十餘年的室町幕府，盡管将軍是足利尊氏（1305—1358），但政務的實際負責人卻是其弟足利直義。足利尊氏麾下的親信武将高師直與足利直義的矛盾，最終将室町幕府推到了分裂的局面。足利直義聽信讒言，向光嚴上皇上奏罷免高師直一黨。高師直沒有坐以待斃，貞和五年（1349）七月，高師直一派發動政變，逼迫足利直義引退。将軍足利尊氏之子足利義诠上京接替足利直義的工作。但此後形勢突變，足利直義養子足利直冬（實際上是足利尊氏的庶子）在九州起兵連戰連捷，足利直義逃出京都，并聯合南朝勢力，一舉将足利尊氏、高師直軍擊敗，高師直兄弟被殺。獲勝的足利直義與兄長握手言和，然而好景不長，和談僅半年就宣告破産，兩兄弟再度兵戎相見。迫于形勢，足利尊氏與南朝議和，廢除原本自己一手扶持的北朝。此後足利尊氏軍勢如破竹，足利直義戰敗身死。這就是日本南北朝史上因手足相殘、父子相殺而聞名的“觀應擾亂”。
足利直義死後，足利直義一方武将倒向南朝，與足利尊氏為敵。很快，尊氏父子就被南朝出賣，南朝軍攻入京都，将北朝的三位上皇（光嚴、光明、崇光上皇）及皇太子等一并“接收”，拐到了南朝控制的山中。等到足利義诠返回京都時，北朝一方上皇、天皇乃至皇太子全都已經沒了蹤影，象征皇權繼承的“三件神器”也被南朝一并卷走。悲慘的北朝之中，已經找不到一個合适的人可以出來繼承皇位。才創建不到二十年的室町幕府的合法性岌岌可危，很快就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此後，室町幕府迫不得已拉出了原本要送入妙法院出家的皇子彌仁（後光嚴天皇），在相當簡陋“不正規”的即位儀式之後将他扶上了皇位。文和二年（1353），南朝軍再度攻入京都，這次足利義诠吸取教訓，帶着後光嚴天皇一同逃出。七月底，身在鐮倉的足利尊氏聞訊率軍上京。南朝軍再一次被逐出京城。重新回到京都，恢複短暫和平的将軍足利尊氏決心利用其母親十三回忌日薦亡佛事的機會，重新舉行一次超度戰死者的鎮魂儀式。這就是文和三年（1354）的水陸法會。
将軍尊氏的終戰儀式與東渡的元僧
重新回到京都的将軍足利尊氏已經年近五十。在中世的日本，五十歲已經算是高齡。足利尊氏青年時響應後醍醐天皇的号召臨陣倒戈，成了倒幕的功臣。但很快足利尊氏就與主君後醍醐天皇決裂，造成了南北朝對立的局面。到中年以後，親手建立的室町幕府因為手足相殘的慘劇一度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早在其反叛後醍醐天皇時，尊氏就曾在一篇願文中透露自己的心迹，其中說道：“我對于此世，已經沒有什麼期望。我甯願出家遁世，祈求來世的幸福。”觀應擾亂平息以後，足利尊氏期望能在自己在世的時候結束戰争，通過鎮魂儀式安撫敵我雙方戰死者的怨靈，祈願戰争結束，讓“太平”重新到來。
足利尊氏先是從1354年一月開始，召集了六百多位僧侶，以宋元版大藏經為底本，将一套大藏經抄寫一遍。其中包括足利尊氏親筆抄寫的部分寫經至今尚存，尊氏在願文中說，抄經的目的是超度其父母、後醍醐天皇乃至南北朝戰争以來死難者的亡魂。而後在12月23日其母忌日這一天，足利尊氏又召集京都五山的禅宗僧侶在等持院舉行水陸法會。水陸法會是中國佛教當中常見的法會，但這卻是日本曆史上“水陸法會”作為鎮魂儀式登場的第一次。法會之際，幕府官員與諸山僧侶列席，根據史料記載，水陸法會的同樣是追悼“陣亡魂衆”。但就在法會進行期間，足利尊氏的庶子、足利直義養子足利直冬再度起兵，而後一路高歌猛進，到了儀式這一天時已兵臨城下。但即便如此，足利尊氏也沒有選擇中止法會，而是繼續待在京都，堅持參加到24日法會結束。當天，足利尊氏攜後光嚴天皇逃出京都。
事實上，擔任這次水陸法會導師，升座說法的僧侶并不是一個日本人，而是十四世紀最後一位東渡日本的元朝僧人東陵永玙（1285—1365）。東陵永玙是浙江人，在東渡日本前曾擔任甯波天甯寺的住持。1342年的時候，當時執政的足利直義為了推動對後醍醐天皇的鎮魂，于是修建了專門祭祀後醍醐天皇的寺院天龍寺（世界遺産）。但由于資金不足、銅錢缺乏，幕府派遣了一艘貿易船到甯波交易，籌措資金。同時，足利直義還委派一名特使，到江南地區尋找知名的禅僧，欲聘請他到日本來，作為“引進人才”做天龍寺的住持。這位被足利直義聘請到日本來的僧侶就是東陵永玙。但是當東陵永玙到達日本之時，日本已經爆發了觀應擾亂。招聘東陵永玙的足利直義也很快戰敗死去。但兄長足利尊氏仍然繼承其弟的遺志，重用東陵永玙。當足利尊氏需要重新舉辦一次“終戰”的鎮魂儀式之時，他選用了東陵永玙，或許正是在東陵永玙的建議之下，幕府将此次鎮魂儀式設定為元朝時興的水陸法會的形式。不僅如此，參與這次儀式的其他僧侶，有好幾位都是有過入元留學經曆的日本禅僧。
鎮魂儀式的越境：從鎮江金山寺到京都等持院
南宋至元代是前近代中日交流最鼎盛的時代，至少有數百位日本僧侶曾在中國的江南地區留學。許多日本僧人在華期間，曾擔任元朝寺院的住持，并被元朝皇帝授予師号，有的還被元朝政府動員到大型國家法會儀式當中。在江南禅林中，最受日本留學僧歡迎的是古林清茂、月江正印、中峰明本等幾位“知名導師”。其中與元文宗圖帖睦爾關系頗好的古林清茂（1262—1329）座下有日本留學僧數十名。1322年古林清茂被任命為集慶（南京）鳳凰台保甯寺的住持，這時候其門下的留學僧達到頂峰值。1323年，已出家為藏傳佛教僧侶“合尊大師”的南宋恭帝（1271—1323）死去，元英宗碩德八剌（1303—1323）“命僧誦十萬部經”，并敕命大都的藏傳佛教寺院萬安寺、禅宗慶壽寺、五台山萬聖祐國寺、鎮江金山寺等一齊舉辦水陸法會。其中僅鎮江一地舉辦的水陸法會就有1500名僧侶參加，多名江南知名禅僧被邀請說法。其中古林清茂與同樣門下日本弟子衆多的月江正印、元叟行端都在被邀請之列。古林清茂親赴鎮江金山寺——水陸法會的發源地升座說法，此時，那位後來東渡日本的東陵永玙，就在古林清茂門下擔任侍者（秘書）。
1329年，古林清茂的得意弟子，同為浙江人的竺仙梵僊（1292—1348）東渡日本。竺仙梵僊赴日後，深受足利尊氏、足利直義兄弟的信賴。其師古林清茂去世之後，竺仙梵僊依據從中國拿來的古林語錄，在花園上皇等的幫助之下，在日本重新出版古林清茂的語錄，并在語錄之後附上了自己撰寫的古林清茂傳記。這篇傳記記載了古林清茂1323年受元朝政府邀請，去鎮江金山寺參加水陸法會的景況。或許正是在此時，鎮江金山寺的水陸法會的情報第一次進入了足利兄弟的耳中。
東陵永玙到達日本時，竺仙梵僊已經死去。進入京都天龍寺之後，東陵很快出任了天龍寺的住持。由于語言不通，曾搭乘那艘募集天龍寺造營資金的貿易船到甯波的留學僧愚中周及擔任了東陵永玙的翻譯。無獨有偶，這位留學僧愚中周及後來進入鎮江金山寺學習，并參加了1347年元朝政府在金山寺舉辦的水陸法會。愚中周及後來在京都周邊的丹波創建了一座名叫天甯寺的寺院，并将天甯寺的山号取名叫“金山”。
就這樣，鎮江金山寺的水陸法會與足利尊氏在等持院所舉辦的那次“終戰儀式”被種種因素聯系到了一起。中國佛教的水陸法會也以此為契機進入室町幕府的國家儀式當中，而後每逢戰亂、饑荒，室町幕府都會舉辦大規模的水陸法會，舉行這一鎮魂儀式超度因戰争和饑馑而死難的亡靈。水陸法會自此成為由“亂”到“治”，由“戰時”到“平時”的象征之一。而其背後活躍的東渡元僧和日本留學僧，也為戰亂中的兩國交流譜寫了一段有趣的插曲。
參考文獻
康昊：《南北朝期における幕府の鎮魂仏事と五山禅林―文和三年の水陸會を中心に》，《アジア遊學》245号（アジアの死と鎮魂・追善），東京：勉誠出版，2020年。
龜田俊和：《観応の擾亂：室町幕府を二つに裂いた足利尊氏・直義兄弟の戦い》，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