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韓國市民團體在首爾召開記者會，宣布已與中國、荷蘭等國的市民團體一同将慰安婦問題相關資料申報世界記憶遺産。東方IC 圖
強征“慰安婦”受害國和地區的民間組織聯合申遺有了新進展。記者從上海師範大學教授、世界“慰安婦”資料聯合申遺中方首席專家蘇智良處獲悉，5月31日晚間，中國等11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組織聯合發起的“慰安婦”資料申遺登記已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确認，申請成功。6月1日，申報說明會在韓國首爾舉行。會後，蘇智良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電話采訪。
聯合申遺加入口述史抗争史
文彙報：請您介紹今年“慰安婦”資料申報世界記憶遺産的基本情況。
蘇智良：此次申遺，我們聯合了韓國、日本、菲律賓、印尼、東帝汶、荷蘭、英國、澳大利亞、美國以及我國台灣地區共11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團體或機構一起申遺。
在有關資料的選取上，我們選擇了包括檔案、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民間團體對“慰安婦”的調查以及各類“慰安婦”索賠材料，共計2744件。
文彙報：去年，中國“慰安婦”檔案遺憾落選“世界記憶名錄”，今年世界“慰安婦”資料再次申報世界記憶遺産。這期間，經曆了哪些過程?
蘇智良：首先，我想說，去年，中國“慰安婦”檔案申遺的努力并未失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方反饋為“除中方外，還有其他國家也是‘慰安婦’的受害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咨詢委員會根據世界記憶名錄申報指南的有關規定，鼓勵有關國家聯合申報”。今年，我們正是根據這一官方意見，協調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聯合申報。
在大陸，我們此次協調搜集了中國中央檔案館以及上海、吉林、黑龍江、内蒙古、南京市、秦皇島市等地的檔案，大多是日軍自己形成的日文檔案。
大陸之外，最初，考慮到韓國也有民間團體為“慰安婦”文獻申報世界記憶遺産名錄，我們表達了和韓國方面合作的意向。他們對聯合申報也非常支持，在此次申遺的申請書以及報送資料的選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韓國方面的協調下，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檔案館也陸續支持我們，加入了聯合申遺的陣營。
文彙報：此次申遺和上次有何異同?
蘇智良：相同點在于，選取“慰安婦”資料時，依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申報的相關規定，恪守資料真實性、唯一性、稀缺性的原則。真實性，即申報的材料相當部分是檔案，而且很多是日軍自己當初留下的，這樣最有說服力；唯一性，即曆史材料僅此一份，沒有複制；稀缺性，即日軍戰敗前銷毀了大量的“慰安婦”檔案，有些檔案甚至已經燒了一半，被搶救性保護起來。
而不同點首先是多個國家和地區聯合申報，遵循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要求，擴大了影響力。其次，上次我們申遺的檔案裡，考慮到資料的嚴謹性，并未使用采訪到的口述史資料；此次我們選取的資料涵蓋調查類資料，包括“慰安婦”幸存者的照片、視頻、證言，相關資料以　《日軍“慰安婦”的聲音》為題公布。
文彙報：為何此次用了口述史資料?
蘇智良：不僅是幸存者的口述史，還包括她們的抗争史，這些早已成為曆史的一部分，是活着的曆史，值得被我們永遠銘記。像韓國“慰安婦”受害者從1992年起，每周三都會前往日本駐韓國大使館前集會抗議，24年來幾乎從未間斷。這種抗争史在世界曆史上也是絕無僅有，難道不值得銘記嗎？
“慰安婦”是日本政府和軍隊推行的軍事性奴隸制度

2016年5月28日，江蘇南京，“中國最後的‘慰安婦’攝影展”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展出。東方IC 圖
文彙報：“慰安婦”資料聯合申遺的重要意義在哪裡?
蘇智良：申報地域更加廣闊，更多的二戰受日軍加害的受害國和地區加入抗争陣營，這更加符合“慰安婦”制度的迫害事實。
上一次申報擴大了“慰安婦”在世界各國特别是歐美國家的知曉度，此次申報，有助于讓更多人認清當年侵略者的施暴面目，了解戰争的殘酷，珍惜和平的不易。
文彙報：此次聯合申遺中，很多日本民間團體參與其中。在與日本友好人士的溝通過程中，您覺得他們對“慰安婦”問題有什麼樣的态度?
蘇智良：應當說，日本的友好人士對“慰安婦”資料申遺有着很大的貢獻。因為得益于更容易獲取第一手材料，他們是較早從事“慰安婦”問題研究、調查的群體。他們和我們在“慰安婦”問題的定性上保持一緻，即“‘慰安婦’是日本政府和軍隊制定的軍事性奴隸制度”。
文彙報：一段時間以來，日本右翼勢力一直試圖通過各種伎倆完成加害者到受害者的“洗白”，他們在“慰安婦”問題上，進行過哪些狡辯、污蔑?
蘇智良：太多了。早期，日本右翼及保守勢力稱“慰安婦”與日本政府和軍隊沒有任何關系，而是由民間業主從事的活動，政府很難調查，也談不上謝罪和賠償的責任。從我們所獲得的檔案和調查所獲得的确鑿證據來看，這種觀點不值一駁。
還有日本官員宣稱，“慰安婦”的加害者是人販子；沒有證據顯示日本政府和軍方直接采取了綁架、脅迫“慰安婦”的行為。這都是非常荒謬的。世界上有大量的證據表明，日本政府和軍隊是性奴隸制度的推手。
文彙報：在“慰安婦”制度的加害國和受害國，如今對“慰安婦”制度的知曉情況如何?
蘇智良：近年來，在日本政府的幹預下，有的日本媒體被迫轉變了公正的立場，以至于不少日本人認為，“慰安婦”是自願的，不是被強征的。
在韓國，政府曾參與宣傳“慰安婦”的悲慘境遇，關愛幸存者，不過他們知道本國的受害情況比較多，對“中國也有‘慰安婦’”則了解較少。
東南亞地區的報刊時常會出現“慰安婦”的報道；而歐美國家過去很少有人知道，最近幾年随着韓國幸存者在歐美抗争的增多，輿論關注，世人逐步了解真相。
中國的“慰安婦”問題在曆史教科書上有所表現，媒體報道也是越來越多，但整個社會對于“慰安婦”幸存者的關懷還不夠。
文彙報：作為一名長期跟蹤“慰安婦”問題的學者，您認為我們接下來要做好哪些工作配合“慰安婦”資料申遺?　政府、民間分别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蘇智良：政府和民間應該配合做好三個方面。第一，保護好曆史檔案和文獻，并盡可能征集。第二，保護好曆史遺存，包括散落在各地的“慰安所”遺址，都需要積極保護。比如在上海，日軍慰安所遺址有166個，當然并非全部都要保護，而是要選取2至3個有代表性的重點保護，像位于上海東寶興路125弄的“大一沙龍”，是世界上第一個日軍“慰安所”，理應保護起來。
目前，關于“慰安婦”的資料還有很多散落各方，需要進一步搜集。
第三，關愛幸存者。令人傷感的是，現在能講述“活着”的曆史的人越來越少，中國大陸已知的“慰安婦”幸存者隻剩21人，她們的身心在二戰中飽受摧殘，如今依然未得到很好的照顧。這一點，該改變了，我們真的沒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