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　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開篇記載“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即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晉”。司馬光以此事為全書開端，并在其後以上千字“臣光曰”的形式加以評論，在曆史編纂及曆史解釋兩方面均有深意。

　　孔子編《春秋》，止于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左傳》記事至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滅智伯的晉國内部鬥争。《資治通鑒》在記三家為諸侯之後，又追述了三家滅智伯之事。實為續　《左傳》而作，故胡三省說：“《通鑒》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

　　春秋時期，晉國在晉文公重耳的治理下一度強盛，國力在與楚國的“城濮之戰”後達到高峰。晉文公主持的“踐土之盟”，周襄王也被召來參加。不過，号稱“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去世後，晉國實力由強轉弱。經過長期的内部鬥争，國家政權逐漸集中到韓、趙、魏、知、範、中行六大家族手裡。到春秋末期，韓、趙、魏三家控制了晉國政權和絕大部分土地，國君隻保有兩小塊土地，卑屈到“反朝韓、趙、魏之君”，晉國内部呈現君臣易位的格局。

　　公元前403年，僅在名義上作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将韓、趙、魏三家升為諸侯，成為三個諸侯國，原來的晉國名存實亡。晉國本是周王室最倚重的大國之一，此時竟被三家卿大夫瓜分，且瓜分者居然被周天子命為諸侯，這是周王朝開國以來不曾發生過的大事，嚴重沖擊了傳統的宗法制和貴族政治，是具有區分時代的标志性事件。

　　宋神宗在為《資治通鑒》所撰的序中說：“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司馬光曾在《曆年圖》中标注此事，并指出：“先是，大夫專國者多矣，未有敢自君者。至是，三大夫始受天子之命，禮之紀綱盡矣。”“王制”“禮之紀綱”等同，《通鑒》以此為史事評價的準繩，批判三家晉大夫的僭越行為。

　　司馬光記載“三家分晉”，還有另一層深意，即引出對“天子之職”的規谏，系統闡述“以禮治國”的政治思想。在“臣光曰”中，司馬光提出“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的觀點并加以論述。所謂禮，就是紀綱，就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政治秩序。“禮之大節”在于君臣之位不可亂，而維護君臣秩序的主要手段是名器。春秋時，齊、衛兩國曾戰于新築，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衛國國君賞之以邑，仲叔于奚卻請求諸侯才能夠用的器物。仲叔于奚身為大夫卻要求享受僭越諸侯之禮，孔子以為不如多賞賜城邑。所謂“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司馬光認為，盡管西周後期以來國家處在“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的局面，但曆代天子能堅守君臣名分秩序，故能曆數百年仍為天下共主，春秋時期晉、楚、齊、秦這些強國也不敢陵越其上。可是，一旦天子不能自覺維護“禮之紀綱”，棄守最後一道防線，則“先王之禮于斯盡矣”。晉國的韓、趙、魏三家專權已久，卻不敢擅自逾越君臣秩序而自立為國；周天子不但不能誅讨，反而升其為諸侯，實乃自壞長城。

　　不過，以現代的視角而言，“三家分晉”是春秋時期社會大轉型的結果，西周的宗法制與貴族政治已步入曆史的盡頭，難以為繼。韓、趙、魏三家分立後，為戰國時期的曆史發展也作出了貢獻。

　　（作者單位：上海師範大學曆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