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6年第4期，作者：虞雲國，原題為：《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宋朝》

 

核心提示：宋朝士大夫官僚确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那是相對其它專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運作期。南渡以後，政治生态明顯惡化，秦桧在宋高宗的默認下，屢興文字獄置反對派于死地；韓侂胄以“僞學逆黨”傾陷政敵，厲禁道學與道學派，都是衆所周知的。誤讀者不論前提與時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沒有思想禁區”與“沒有文字獄的時代”，顯見是大謬不然的。

 

大緻以中唐為分界，中國曆史在政治制度、經濟構成、社會關系與思想文化諸領域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兩宋存世期間，外部環境基本處于北方強鄰壓境的态勢下，先是1127年北宋亡于金朝，南宋被迫立國東南；1279年在與蒙元軍隊的崖山決戰中，南宋最終覆滅。我們站在當下，倘欲理性地評價宋代，必先對兩宋史作一概覽。

 

【兩宋大勢】

公元960年，襲用五代武将擁兵問鼎的故伎，宋太祖發動陳橋兵變，建立了宋朝。開國後，由他親手擘畫，再經其弟宋太宗完善，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規範，稱為“祖宗家法”，為中央集權的君主官僚政體開出了新局面。他與宋太宗推行“先南後北”戰略，借助戰争或和平的手段，至979年最終平定了南北割據政權，完成了中原王朝的相對統一。

自五代後晉起，作為中原王朝的穩固屏障，長城防線已南北易手轉歸遼朝掌控，宋太宗兩度試圖奪回，在雍熙北伐中終遭毀滅性打擊，導緻宋朝對北鄰遊牧政權産生了根深蒂固的畏懼心理，轉而确立了守内虛外的基本國策。1005年初，宋朝遏制住遼軍南下的勢頭，訂立了“澶淵之盟”，以歲币為雙方換來了長期和平。在其後與西夏的較量中，宋朝再處下風，仍以“歲賜”換和平收場。這種外交定式，也影響了南宋與金、蒙的折沖。

經過立國前期恢複，自北宋中期起，社會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手工業領域出現了所謂“煤鐵革命”，鐵産量與冶煉術均居世界之首，煤的采用促成了工藝技術與城市生活的進步，手工業分工的細密化與專業化程度大為提高。冶鐵技術的改進促成了農具革新，梯田、圩田、湖田等大量開墾，全國耕田額大幅度增加，傳統農業發生了重大變革。

城市也一改前代隔絕的格局，打通了商業區（市）與居住區（坊）的坊牆，取消了城郭區别與宵禁制度，實行開放式管理。這就促進了傳統的政治性城市向經濟性城市的轉化，工商貿易與文化消費的成分大為增強。城鎮化速度随之加快，開封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外圍構築了以縣鎮為拱衛的網絡，市集則星羅棋布于網絡末梢。城鎮網絡為城市社會的繁榮與市民文化的勃興提供了平台，商品經濟也随之飛躍。不僅生産資料與生活資料，甚至文化消費，也都進入了流通領域，自然經濟開始向商品經濟轉型。11世紀初葉發行的“交子”，作為最早的紙币，标志着商品經濟的總體水平。

但宋初以來崇文抑武、守内虛外的國策，緻使“冗兵”“冗官”與“冗費”積重難返，政府财政陷入困局。“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也使小農經濟往往瀕臨貧弱無助的破産境地，群體性兵變與民變時有發生。為解決這些問題，範仲淹促成了“慶曆新政”，卻以夭折而告終。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把統治階層的自改革推向高潮。以富國強兵為目的，以理财為重心，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新法，也取得了相當成效。但在應對改革力度與社會承受力、動機與效果、條文與執行、立法與用人等關系上，變法運動存在着一定的偏差，遭到不同政見官員與既得利益集團的激烈反對。在适當微調、鞏固新法後，宋神宗着手中樞決策和職官制度的改革，進而試圖解決西北問題，但兩攻西夏均告失利，抑郁而死。宋哲宗在位，先是“更化”派全面否定變法，繼而“紹述”派繼續推進新法，雙方黨同伐異，朝局反複折騰。

宋徽宗繼位，借新法之名，行聚斂之實，變法徹底變質；同時全面放逐異見派官僚，以期與蔡京等代理人獨掌中央控制權。到其後期，一方面人口突破一億大關，社會經濟躍上新高度，城市繁榮尤其令人矚目，形象展現在《清明上河圖》中；但另一方面朝政日趨腐敗，盤剝變本加厲，深層次社會矛盾逐漸凸顯。宋朝決策者無視繁榮表象下的内在危機，與勃興的金朝結盟夾擊遼朝，卻在軍事行動中盡露馬腳。金朝随即兵臨東京城下，宋徽宗倉皇讓位給宋欽宗。1127年發生靖康之變，北宋轉瞬間崩潰式滅亡。

就在徽、欽父子被擄北上當年，宋高宗以徽宗第九子身份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成為南宋第一代君主。面對金軍的淩厲攻勢，他唯求自保，一路南撤。經南渡将領數年安内攘外，南宋方與金朝形成對峙之勢，以臨安府（今浙江杭州）為行都，确立了偏安之局。但宋高宗一味乞和，在嶽飛大軍一再獲捷的形勢下，強令撤兵，向金朝貢币割地稱臣，簽訂了屈辱的“紹興和議”。為外交内政的雙重維穩，宋高宗與代理人秦桧大權獨攬，嚴酷鎮壓異見派官僚與在野士大夫，政局急遽轉向專制甚至獨裁，南宋政治進入最黑暗時期。但宋金和議終究是南北地緣政治相對平衡的産物，其後雖有金朝的正隆南侵，宋朝的隆興北伐與開禧北伐，但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打破平衡态勢。幾次短暫的兵戎相見，也未能逆轉雙方和平共處的總體格局。

宋孝宗在位，雖異論相攪以君權獨斷，但朝政相對寬松，言路相對自由，在北伐無望後緻力于内部發展，思想文化與社會經濟在北宋的軌轍上繼續前行，迎來了新的繁榮。各學派知名學者主持書院，傳道講學，切磋論辯，迎來了宋學第二高峰期，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學最終成為宋學的主流。

中國曆史上的經濟重心自安史之亂起由北向南傾斜，到北宋末年，南方耕地與人口數均占全國2/3以上，經濟重心南移的大局已形成。宋室南渡，北方人口再次大規模南徙，經濟重心南移的格局最終不可逆轉。憑借造船技術的進步與航海羅盤的使用，以經濟實力為強大後盾，宋朝大力開拓海上貿易，外貿地區、規模與稅收遠逾前代，自南宋起迎來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黃金時代。城市經濟更加發展，市民文化日臻成熟，南宋臨安的繁盛程度超過了北宋開封。

宋甯宗即位後，大臣韓侂胄為排擊政敵，專擅朝政，以“僞學逆黨”的污名迫害理學派官僚及其同情者，政治生态再度惡化。其後三朝，君弱臣強，專制模式呈現出權相專政的特殊形态，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等先後專權。統治集團愈加腐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濫發紙币，财匮民困，強行公田，怨聲載道，政局暗亂不可逆轉。

随着蒙古崛起，南宋趁蒙古南侵金朝之機，中止與金的和約，雙方重開戰端。宋理宗親政，在聯蒙滅金後随即進取河洛，受挫後即與蒙古進入戰争狀态，抗衡長達四十餘年。宋度宗時，賈似道主政，對決定大局的襄樊之戰失于馳援，終緻陷落，元朝大軍得以沿江東下，1276年進圍臨安城下，宋恭帝投降。朝臣先後擁立幼君帝昰與帝昺，輾轉閩粵沿海，繼續抗元活動。1279年，流亡政權連同其艦隊在崖山決戰中全軍覆沒，标志着南宋最終滅亡。

 

【宋朝的珍貴遺産】

嚴複說過：“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曆史，最宜究心。中國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玩味其言，宋朝雖已遠去，卻是造就今日的重要朝代；宋朝的遺産不勝枚舉，但事關政俗人心而值得究心盤點的，顯然應該聚焦于政治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層面。

宋朝的政治文化遺産主要體現在制度設計與統治思想上。

先說制度設計。宋朝确立文官體制，抑制武将勢力。宋朝立國後，在軍事制度上創設了樞密院、三衙的新體制。中央禁軍分為馬軍司、步軍司與殿前司，三衙鼎立，互相牽制，改變過去由一将獨領的做法，三衙主帥隻有統兵權，沒有發兵權。與此同時，另設樞密院作為最高軍事機構，長官一般由文臣擔任，隻有發兵權，而無統兵權。每有征戰，皇帝親自命将，所命主将未必都是三衙之帥。宋朝實行強幹弱枝、内外相制的方針。無論數量還是質量，京師禁軍都比地方禁軍雄厚精良，旨在拱衛京師，弱化地方，此即強幹弱枝。在禁軍布防上，則一半駐守京城，一半分駐外地，合京城禁軍足以對付外地一處的禁軍，合外地禁軍也足以對付駐守京城的禁軍，不至于釀成外患内亂，此即内外相制。這些削奪兵權、改革兵制的措施，有效保證了軍隊的穩定，徹底終結了晚唐五代以來武人亂政的動蕩局面。

為防範相權獨大，威脅君權，宋朝采取了三項措施。首先，把最高行政機構分為中書門下與樞密院，把原屬宰相的那部分軍事權力劃給了樞密院。其次，增設參知政事作為副相，防範宰相專擅。另外，增設三司總理全國财政，把财權也從宰相手裡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權上，派遣文官主政州縣，直接對皇帝負責，另設通判掣肘州府長官。在州府之上，派駐代表中央的路級機構，主要有漕司、憲司、倉司和帥司。前三者分别主管一路的财賦、司法與赈濟，同負監察一路州縣官的職責，故統稱“監司”。帥司專掌一路軍事和治安。作為路級機構，四司既各專其職，又相互督察，這種互相牽制的權力結構，看似疊床架屋，卻使任何地方大員都不能專權獨斷，更不可能出現類似藩鎮割據那樣尾大不掉的禍患。

宋朝在政治制度上的頂層設計，作為影響深遠的政治遺産，為後代所繼承。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時代，除卻王朝鼎革之際，從未再上演過皇權傾覆與地方割據的大亂局面，說其澤被後世，也是絕不誇張的。

再說統治思想。縱觀宋朝制度，其頂層設計之完善與統治思想之進步是相互促進，同步展開的。宋代的統治思想已達到了這樣的共識：“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始立。”在确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基本國策的同時，開國者特立不殺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為後世君主必須恪守的制度保障。這種政治寬容度，在中國帝制時代堪稱空前絕後，故而宋代朝政在中國曆代王朝中稱得上是最開明與寬容的。

宋朝士大夫獨立人格之養成，當然有社會變動的深層原因，但最高統治者的政策保護與思想導向，其作用不可忽視。尤其對于承擔權力監察功能的台谏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獎台谏”“不罪言者”相标榜，“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正是最高統治者能夠“容受谠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輕，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們才得以相對充分地議政論政，實現其政治抱負。

宋朝精神文化遺産的核心内容，是指當時那些出新前代卻影響至今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情操與民族性格。宋學不僅是學術思潮，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對宋代以後迄于今日的民族素質與價值信仰也産生了巨大的影響。舉其荦荦大者，略有以下諸端。

其一，平等意識。唐宋社會轉型，開啟了科舉公平競争的閘門，包括工商業者在内的各階層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個官僚隊伍主要出自科場的選拔，他們雖有等級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地主階級已無“士庶之别”，地權開始以經濟手段頻繁轉移，地主、自耕農與佃戶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僅僅耕地租佃，相對平等的契約關系也開始進入許多經濟活動。農民與手工業者開始擁有遷徙權與流動權，促進了各階層間的橫向流動與上下流動。所有這些變化，催生了人們對平等的朦胧向往。宋學家倡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強調這種平等觀。在社會上，以農為本、工商為末的傳統思想受到挑戰，出現了士農工商四民平等的觀念（這在近代公民意識出現前不啻是身份觀念的革命）。平等觀也投射在起義農民的綱領口号上。王小波的“均貧富”，方臘的“法平等”，鐘相的“等貴賤”，都表達出對社會平等的強烈訴求。相對前代，這種平等意識是新因素，但與近代平等觀仍有本質區别。

其二，兼容精神。宋朝政治氛圍相對寬松，兼容精神遂應運而生。宋學在其創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開放姿态，頗具懷疑精神與創新活力。觀宋學的兩大高峰期，“學統四起”“自出議論”，卻頗能寬容并存，客觀肯定别派可取處。與此同時，佛門在學理上融合儒道，道教從儒佛中汲取養分，而最高統治者也以兼容精神處理宗教關系，三教和平共處成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處雜陳。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處上，整個社會表現得相當寬容。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農工商不斷吸收、借鑒、融合其它異質文化，創造出璀璨輝煌的文化遺産并影響至今。

其三，經世理念。宋代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入世型文化，講究履踐，強調經世，從根本上關注百姓怎樣生存發展、國家如何安甯強盛，體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情懷。唐宋轉型後，經科舉制的有力推動，一個士大夫官僚階層迅速崛起。他們中的精英分子自許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實際擔當者，向皇帝發出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籲請，展現出迥異于前代士人的自覺意識。即以理學強調“内聖外王之道”而論，就是旨在通過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内聖”功夫，最終落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号召，都是這種理念情懷的經典表述。

其四，名節操守。晚唐五代以降，忠義廉恥掃地以盡。新儒學重建過程中，表彰名節操守尤其不遺餘力，至北宋中葉已“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名節操守敦促優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進”，自覺信奉“刑賞為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名義為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将當世與後代對自己的評價視為高過賞罰、超越生命的永恒價值。

當然，宋朝的遺産也有消極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纏葛繞共生在一起。

就政治遺産而言，其制度設計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權，根絕了分裂割據，但時時處處“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在軍事上，各自為政、缺乏協調、難以統籌等弊病如影相随，嚴重削弱了軍隊戰鬥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門、官員冗濫、效率低下等現象也司空見慣。于是，強敵壓境、時局紛擾之時，缺少活力、短于應對也就在所難免。

就精神遺産而言，作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學确為時代注入過許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環境的壓力與内部專制的強化，自宋理宗起，理學作為宋學主流獲得尊崇，升為官學，創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漸泯滅，而“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教條經過後代的發酵，最終成為明清專制帝國控制官僚、馴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正确的态度應該是，理性區分宋朝遺産中的新生兒與洗澡水，全單照收與一起潑掉的做法都不足取。

 

【關于宋朝的幾種誤讀】

宋朝立國年代長，史料存世數量大，未經全面占有，缺乏深入研究，僅憑個别記載，便下全局判斷，難免會出現失誤。以下幾種誤讀，當前亟須糾偏。

第一，過度美化宋朝。

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宋朝确實出現了新氣象，但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畢竟未脫君主專制與地主經濟的大框架。誤讀者往往抽離大前提，不分時段區域，将若幹新元素絕對化、普遍化與一貫化，進而作為過度誇飾的支撐性依據，其結果必然有違曆史事實。

先說社會經濟。有誤讀者将宋朝說成是農民“自由、快樂地生活的朝代”，顯然有失偏頗。宋朝農民對地主的依附關系雖有改善，但官府代表國家對其控制與盤剝并未放松；他們的生活在總體水平上盡管比前代有所提高，但總不能将宋朝美化成“廣大民衆的黃金時代”。

次說言論環境。宋朝士大夫官僚确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那是相對其它專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運作期。南渡以後，政治生态明顯惡化，秦桧在宋高宗的默認下，屢興文字獄置反對派于死地；韓侂胄以“僞學逆黨”傾陷政敵，厲禁道學與道學派，都是衆所周知的。誤讀者不論前提與時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沒有思想禁區”與“沒有文字獄的時代”，顯見是大謬不然的。

再說士風名節。新儒學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出現了範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樣的力量，但士風從來随政風互動。在良好政風下，例如北宋慶曆、嘉祐時，士風相對振作，操守自然高揚。政局一旦污濁，雖仍有少數士大夫不為所屈，但秦桧、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專政時，士風窳敗，斯文掃地，何來風骨氣節可言，而這些權臣與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嗎？足見籠統斷言宋朝是“君子時代”，無疑也是誤讀。

第二，無關中國模式。

觀過度美化宋朝者，大多是曆史愛好者以偏概全的認知性誤讀；但也有極度美化者将宋朝政治等同于當下的中國模式。如前所述，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着長足的進步，但其所有進步都是相對的，而且是在專制政體下展開運作的；皇帝仍是國家最高決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頂層設計無不服務于君主專制集權。把宋朝政治誤讀為現今中國模式的根本失誤，就在于有意無意地忽視君主專制這個大制度，而處心積慮地美化某些小制度。

比如，宋神宗與宋哲宗時期有新舊黨争，有人将其說成“以王安石為偶像的改革黨與以司馬光為偶像的保守黨兩黨輪流執政”，用以論證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這種說法把古代帝制下兩黨輪流輔政與近代意義上兩黨輪流執政混為一談。一字之差的症結，旨在抹殺民主共和與君主專制的本質差異。

宋孝宗與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繼皇位，有人将其曲解為政治上“‘誰都可以當皇帝’的開放性”。縱觀中國曆代王朝，因君主絕嗣而旁支承統的權變做法，并非宋朝獨有，若将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權開放的觀念”，實在匪夷所思。君不見，皇權依舊在趙姓皇帝後代中私相授受，“皇權開放”從何談起。

有人把宋朝對皇權及其決策程序的相對制約，解讀為“皇權成為最高公權力的象征”。殊不知宋朝這種相對制約，最終必須以皇帝自覺接受權力制衡為前提。這也決定了代表皇權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憲制那樣徹底虛君化，也就談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國家公權力最大限度地屬于全社會”。

更有甚者，有人聲稱：“令全世界疑惑的‘中國模式’，其實就是宋朝政治的核心理念：超越利益集團。”說宋朝國家政權已經超越利益集團，是“一個高于各個利益集團的存在”，這不僅缺乏關于國家權力的政治學常識，更經不起宋朝政治諸多史實的有力否證（見2014年1月19日《上海書評》拙文《宋朝政治難為現實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