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蘇智良 地點：複旦大學 時間：2015年7月
作者： 《光明日報》（ 2015年10月08日 11版）
法國神父饒家駒是中國人民患難之交的國際友人，抗日戰争期間在上海、漢口等地設立安全區，救援中國難民數十萬人，貢獻卓著。圖中戴禮帽者為饒家駒。資料圖片
蘇智良：1956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嵊州。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博導，上海師範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專門史博士點帶頭人。
饒家駒與上海國際救濟會
饒家駒，1878年出生于法國西部夏朗德省。16歲時，他加入了耶稣會。在經過19年的培訓後，饒家駒被派往上海傳教。在徐家彙學習了一段時間中文後，他給自己起了個完全中國化的名字——饒家駒。
饒家駒“從性情方面說，他是一位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長于籌劃，勇于執行，極有決心的人”。當1937年“盧溝橋事變”、平津失守、淞滬緊張之際，饒家駒就已經敏銳地預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鋒已不可避免。作為上海華洋義赈會的會長，他與宋漢章謀生出建立一個統籌救濟事宜的國際組織的念頭。“八一三事變”的當天，由上海大部分慈善組織的代表及部分國家的駐華領事等人組合而成的上海國際救濟會正式成立，饒家駒在其中擔任常務委員及救濟組副主任。
1937年八一三戰役爆發後，規模日益擴大，日軍轟炸燒殺所造成的難民潮從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戰争難民也湧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蘇、浙江等上海周邊地區的民衆，也有國際難民如來自德國或歐洲其他地區的猶太難民等。百萬難民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于是，饒家駒親自兼任第一難民收容所所長，并陸續在租界内設立6個難民收容所，至1938年8月，一共收容難民6萬多人。
饒家駒建立南市難民區
淞滬戰役爆發後，上海華洋義赈會會長、國際救濟基金委員會委員、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饒家駒已在考慮設立難民區，他認為，上海戰争将長期化，應建立一種“難民安全區”，以拯救難民。饒家駒以“上海國際會”的名義，起草了英文協議。然後，饒家駒向日本政府和軍隊交涉，要求勿對難民區進行攻擊，得到肯定的答複。
1937年11月9日，南市難民區建立的第一天，饒家駒在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官員的陪同下對難民區進行視察。這一天城隍廟、豫園、小世界及區内的各學校、教堂都被辟為收容所，當天就已收容難民2萬餘名。此後随着難民的陸續增加，最多時難民區内約有130個收容所，區内難民數超過10萬。
難民區下設監察委員會，饒家駒任主席，總管區内諸事；成員包括3個法國人，2個英國人，1個美國人，1個挪威人以及兩租界的代表。為便于管理，難民區内又劃分為9個區，每區設區長1人，下設總務、文書、訓導、給養、庶務、衛生、清潔、登記、調查、醫務各組。饒家駒在難民區内有着極高的威望，他一身兼司法官與行政長官，其一言一行，即為區内人民之法律。一次，有人站在高處分發饅頭等食物，幾十個饑腸辘辘的難民一擁而上，亂成一團。饒神父推開那些饑餓的手，拍打着難民們的頭，“不要搶，安靜下來，排隊領取！”原本溫文爾雅的神父突然大聲訓斥，但那些被打的難民都笑嘻嘻地看着這個外國人，絲毫不動怒。他們都知道這個人是來幫助自己的。饒家駒喜歡和難民在一起，他經常攙着兒童的手，撫摸他們的頭，從口袋裡掏出糖果給他們吃。饒神父和大家一起經曆着危險。一次在難民區與非難民區的交界線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飛來的彈片撕開了長長的口子。還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槍頂着他，他毫不畏懼，幸而舉槍的日本兵最後沒有扣動扳機。
饒家駒每天坐一輛黃包車，從呂班路到老北門或新開河，出法租界鐵門，到南市難民區辦公，黃昏才回到租界寓所，或到洋泾浜天主堂休息。他是日日工作，天天到“區”，運籌帷幄，事必躬親，巡視考察，不遑甯處。饒家駒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區内的一切，都必須審慎處理，偶爾大意，就會引起國際糾紛。其他如給養問題，更是一件極端困難的事。為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他常常親自出馬，進行募捐。1937年12月1日饒家駒到靜安寺路的美國婦女俱樂部演講，呼籲大家踴躍捐輸、共襄善舉。1938年5月，饒家駒飛赴美國、加拿大，為難民募捐。在白宮，羅斯福總統向饒家駒承諾價值70萬美元的援助計劃。美國将本該處理的小麥運到中國，慷慨地交給饒家駒支配。饒家駒還在美國發起了“一碗飯運動”，加上美國政府的援助，饒家駒此行大約募集到100萬美元。這巨款全部被饒家駒用于南市難民區的難民救助。
中共地下組織參與難民救助并積極動員難民投奔新四軍。為此，饒家駒負責辦通行證，使難民船順利經過日軍封鎖線，到敵後抗日根據地。
1940年6月16日，饒家駒奉法國天主教會之命，離開中國去巴黎從事戰時救濟工作。當他黯然告别相處了26年的中國老百姓後，南市難民區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複存在了。7月3日，難民區監察委員會緻函法國駐滬總領事館，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動。至此南市難民區不複存在。
在難民區存在的963天裡，饒家駒成為仁慈的第三方的代表、道義的代表，同時也是中日交戰雙方的監督力量，赢得了難民的贊譽。1940年4月29日，這一天也是饒神父的生日，南市難胞自發舉行慶典，一見他經過，沿途高呼“活佛”，饒氏也為之熱淚盈眶。
饒家駒雖然離開了上海，但難胞們沒有忘記這位保護救濟他們的法國神父。
他們預備為饒氏鑄造一座銅像，以資永遠紀念。一個星期六的上午，難胞們一人手持一磚，先舉行了一個莊嚴的銅像奠基典禮。他們又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為饒家路，方浜橋改為饒家橋，以志去思。饒家駒取道香港返法後，上海難民仍期盼他能重返上海。他曾表示自己此次隻是暫返歐洲，不久還會回來。但事實上，饒家駒此次卻是一去未能複返了。
饒家駒難民救助模式的推廣
在成功地創辦了上海南市難民區後，饒家駒又将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中國内陸地區，積極參與中國其他地區的難民救助。饒家駒等認為：“這個經受過考驗的實踐（即南市難民區）已經拯救了中國很多非戰鬥人員（這是在我們受到極其缺乏經驗和極大的當地阻礙的情況下取得的），因此，我們有個合理的想法，這個方法能夠同樣地應用到其他環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國人士仿效南市難民區，在南京設立安全區。而拉貝、華群、馬吉等人在創建南京安全區時，正是通過饒家駒與日本方面進行聯系。日軍拒絕設立安全區的意圖也是先告知饒家駒的。
1938年10月漢口成立難民區，饒家駒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與日本總領事等多次讨論，形成備忘錄。然後赴重慶遊說宋美齡，向中方争取到大筆救濟基金。同時也與美、英、法國代表會商。漢口難民區成立時，饒家駒擔任委員會臨時主席，接管了漢口特别行政區，并說動日軍，使難民區免于日軍的轟炸。
同年10月24日，經中日雙方同意，廣州也設立了難民區委員會，并設立5個救援中心以保護平民。
饒家駒回到法國後，繼續推廣難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時的饒家駒已經62歲了，但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仍東奔西跑，為救助難民而奔走呼号。
二戰結束後，饒家駒赴柏林從事善後救濟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敵國的德國民衆。因勞累過度，1946年9月10日饒家駒在柏林去世，終年僅68歲。
饒家駒雖然去世了，但他留給後人的财富是十分寶貴的。正像英國駐華司令、陸軍少将史沫萊特預見的那樣，饒家駒創辦的南市難民區于1938年被第16屆國際紅十字會視為世界範圍内戰時保護平民的成功範例。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約》簽約，饒家駒在中國建立及維持難民區的舉措載入了公約，這個公約就是饒家駒模式的延續。
饒家駒一生都緻力于戰時平民救助，他指出，難民問題是全人類的問題，向難民提供救濟這個問題是今天的世界面臨的最為重要的人道主義問題。他曾發誓要為不幸的人盡自己最後的力量！饒家駒堪稱是20世紀世界人道主義的光輝典範。
饒家駒雖然是法國人，但他視中國為第二故鄉，即使死後也希望埋葬在中國的土地上。在華的最後歲月裡，他還将自己的名字“饒家駒”改為“饒家華”，足見其對中國的感情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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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智良：1956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嵊州。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博導，上海師範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專門史博士點帶頭人。
饒家駒與上海國際救濟會
饒家駒，1878年出生于法國西部夏朗德省。16歲時，他加入了耶稣會。在經過19年的培訓後，饒家駒被派往上海傳教。在徐家彙學習了一段時間中文後，他給自己起了個完全中國化的名字——饒家駒。
饒家駒“從性情方面說，他是一位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長于籌劃，勇于執行，極有決心的人”。當1937年“盧溝橋事變”、平津失守、淞滬緊張之際，饒家駒就已經敏銳地預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鋒已不可避免。作為上海華洋義赈會的會長，他與宋漢章謀生出建立一個統籌救濟事宜的國際組織的念頭。“八一三事變”的當天，由上海大部分慈善組織的代表及部分國家的駐華領事等人組合而成的上海國際救濟會正式成立，饒家駒在其中擔任常務委員及救濟組副主任。
1937年八一三戰役爆發後，規模日益擴大，日軍轟炸燒殺所造成的難民潮從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戰争難民也湧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蘇、浙江等上海周邊地區的民衆，也有國際難民如來自德國或歐洲其他地區的猶太難民等。百萬難民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于是，饒家駒親自兼任第一難民收容所所長，并陸續在租界内設立6個難民收容所，至1938年8月，一共收容難民6萬多人。
饒家駒建立南市難民區
淞滬戰役爆發後，上海華洋義赈會會長、國際救濟基金委員會委員、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饒家駒已在考慮設立難民區，他認為，上海戰争将長期化，應建立一種“難民安全區”，以拯救難民。饒家駒以“上海國際會”的名義，起草了英文協議。然後，饒家駒向日本政府和軍隊交涉，要求勿對難民區進行攻擊，得到肯定的答複。
1937年11月9日，南市難民區建立的第一天，饒家駒在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官員的陪同下對難民區進行視察。這一天城隍廟、豫園、小世界及區内的各學校、教堂都被辟為收容所，當天就已收容難民2萬餘名。此後随着難民的陸續增加，最多時難民區内約有130個收容所，區内難民數超過10萬。
難民區下設監察委員會，饒家駒任主席，總管區内諸事；成員包括3個法國人，2個英國人，1個美國人，1個挪威人以及兩租界的代表。為便于管理，難民區内又劃分為9個區，每區設區長1人，下設總務、文書、訓導、給養、庶務、衛生、清潔、登記、調查、醫務各組。饒家駒在難民區内有着極高的威望，他一身兼司法官與行政長官，其一言一行，即為區内人民之法律。一次，有人站在高處分發饅頭等食物，幾十個饑腸辘辘的難民一擁而上，亂成一團。饒神父推開那些饑餓的手，拍打着難民們的頭，“不要搶，安靜下來，排隊領取！”原本溫文爾雅的神父突然大聲訓斥，但那些被打的難民都笑嘻嘻地看着這個外國人，絲毫不動怒。他們都知道這個人是來幫助自己的。饒家駒喜歡和難民在一起，他經常攙着兒童的手，撫摸他們的頭，從口袋裡掏出糖果給他們吃。饒神父和大家一起經曆着危險。一次在難民區與非難民區的交界線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飛來的彈片撕開了長長的口子。還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槍頂着他，他毫不畏懼，幸而舉槍的日本兵最後沒有扣動扳機。
饒家駒每天坐一輛黃包車，從呂班路到老北門或新開河，出法租界鐵門，到南市難民區辦公，黃昏才回到租界寓所，或到洋泾浜天主堂休息。他是日日工作，天天到“區”，運籌帷幄，事必躬親，巡視考察，不遑甯處。饒家駒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區内的一切，都必須審慎處理，偶爾大意，就會引起國際糾紛。其他如給養問題，更是一件極端困難的事。為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他常常親自出馬，進行募捐。1937年12月1日饒家駒到靜安寺路的美國婦女俱樂部演講，呼籲大家踴躍捐輸、共襄善舉。1938年5月，饒家駒飛赴美國、加拿大，為難民募捐。在白宮，羅斯福總統向饒家駒承諾價值70萬美元的援助計劃。美國将本該處理的小麥運到中國，慷慨地交給饒家駒支配。饒家駒還在美國發起了“一碗飯運動”，加上美國政府的援助，饒家駒此行大約募集到100萬美元。這巨款全部被饒家駒用于南市難民區的難民救助。
中共地下組織參與難民救助并積極動員難民投奔新四軍。為此，饒家駒負責辦通行證，使難民船順利經過日軍封鎖線，到敵後抗日根據地。
1940年6月16日，饒家駒奉法國天主教會之命，離開中國去巴黎從事戰時救濟工作。當他黯然告别相處了26年的中國老百姓後，南市難民區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複存在了。7月3日，難民區監察委員會緻函法國駐滬總領事館，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動。至此南市難民區不複存在。
在難民區存在的963天裡，饒家駒成為仁慈的第三方的代表、道義的代表，同時也是中日交戰雙方的監督力量，赢得了難民的贊譽。1940年4月29日，這一天也是饒神父的生日，南市難胞自發舉行慶典，一見他經過，沿途高呼“活佛”，饒氏也為之熱淚盈眶。
饒家駒雖然離開了上海，但難胞們沒有忘記這位保護救濟他們的法國神父。
他們預備為饒氏鑄造一座銅像，以資永遠紀念。一個星期六的上午，難胞們一人手持一磚，先舉行了一個莊嚴的銅像奠基典禮。他們又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為饒家路，方浜橋改為饒家橋，以志去思。饒家駒取道香港返法後，上海難民仍期盼他能重返上海。他曾表示自己此次隻是暫返歐洲，不久還會回來。但事實上，饒家駒此次卻是一去未能複返了。
饒家駒難民救助模式的推廣
在成功地創辦了上海南市難民區後，饒家駒又将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中國内陸地區，積極參與中國其他地區的難民救助。饒家駒等認為：“這個經受過考驗的實踐（即南市難民區）已經拯救了中國很多非戰鬥人員（這是在我們受到極其缺乏經驗和極大的當地阻礙的情況下取得的），因此，我們有個合理的想法，這個方法能夠同樣地應用到其他環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國人士仿效南市難民區，在南京設立安全區。而拉貝、華群、馬吉等人在創建南京安全區時，正是通過饒家駒與日本方面進行聯系。日軍拒絕設立安全區的意圖也是先告知饒家駒的。
1938年10月漢口成立難民區，饒家駒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與日本總領事等多次讨論，形成備忘錄。然後赴重慶遊說宋美齡，向中方争取到大筆救濟基金。同時也與美、英、法國代表會商。漢口難民區成立時，饒家駒擔任委員會臨時主席，接管了漢口特别行政區，并說動日軍，使難民區免于日軍的轟炸。
同年10月24日，經中日雙方同意，廣州也設立了難民區委員會，并設立5個救援中心以保護平民。
饒家駒回到法國後，繼續推廣難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時的饒家駒已經62歲了，但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仍東奔西跑，為救助難民而奔走呼号。
二戰結束後，饒家駒赴柏林從事善後救濟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敵國的德國民衆。因勞累過度，1946年9月10日饒家駒在柏林去世，終年僅68歲。
饒家駒雖然去世了，但他留給後人的财富是十分寶貴的。正像英國駐華司令、陸軍少将史沫萊特預見的那樣，饒家駒創辦的南市難民區于1938年被第16屆國際紅十字會視為世界範圍内戰時保護平民的成功範例。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約》簽約，饒家駒在中國建立及維持難民區的舉措載入了公約，這個公約就是饒家駒模式的延續。
饒家駒一生都緻力于戰時平民救助，他指出，難民問題是全人類的問題，向難民提供救濟這個問題是今天的世界面臨的最為重要的人道主義問題。他曾發誓要為不幸的人盡自己最後的力量！饒家駒堪稱是20世紀世界人道主義的光輝典範。
饒家駒雖然是法國人，但他視中國為第二故鄉，即使死後也希望埋葬在中國的土地上。在華的最後歲月裡，他還将自己的名字“饒家駒”改為“饒家華”，足見其對中國的感情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