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9月17日    社會科學報
  上海師範大學  田洪敏

1995年紐約“法拉爾 、斯特勞斯和吉羅克斯”出版社發行布羅茨基散文集《悲傷與理智》 ，次年該書在英國出版；2000年俄羅斯普希金基金會出版了它的俄文版；2015年文字變成漂流瓶，由上海譯文出版社發行中譯本。該書收錄了布羅茨基1986-1995年的散文和雜談。在21篇文章中，其中19篇是用英文寫作， 2篇用俄文完成。

開篇《戰利品》中布羅茨基回憶了自己的蘇聯生活。其中談到對于一位美國影星的印象：“我在許多年間一直試圖模仿他高高擡起的下巴和能獨自上挑的左眉，後一個動作我始終未能模仿成功。”——不過，前一個動作卻成為莫斯科布羅茨基雕像的靈感來源。2011年5月30日由俄羅斯著名雕塑家弗蘭古裡安設計的布羅茨基雕像在莫斯科落成。作品前後耗時七年，這其中除了藝術上的斟酌，也包括協調各種市政關系，比如如何遷走生意興隆的商家，解決位于雕像地下的下水管道問題等等。雕像坐落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對面，這一選址多少引起了人們的議論。但是當人們意識到雕像的完成是弗蘭古裡安一己之力，這其中包括巨大的财力支出，這是雕塑家“送給莫斯科的禮物”；同時人們想起布羅茨基正是通過美國人簽發的一張過境簽證告别了蘇聯，過分自尊的指摘者終于默認了布羅茨基就應該“站”在美國使館對面。雕塑采用平闆銅質材料，底座為花崗石——彼得堡涅瓦河畔也是這樣的花崗石。雕像中的布羅茨基面朝美國大使館，仰望天空，顯得強大而自信，當然他的表情裡一定不會缺少俄羅斯民間文學般的诙諧與幽默。他的背後則是看不清面目的兩組雕像，按照弗蘭古裡安的解釋，雕像群是布羅茨基的朋友或者敵人。布羅茨基最終成為了一個美國公民，不過人們都稱呼他為“俄語詩人”，詩人自己也這樣認為。

當然，布羅茨基的故鄉并非莫斯科，他1940年出生在列甯格勒（彼得堡），1972年離開蘇聯，并于1977年加入美國國籍。十年之後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96年布羅茨基去世，最後的安息地是威尼斯聖米歇爾墓地。布羅茨基曾經收到一個姑娘送給他的一套威尼斯風光明信片。“那些畫面所呈現的色調和哀傷氛圍與我的故鄉十分相近”——布羅茨基後來如此寫道。這多少可以解釋布羅茨基為什麼喜歡威尼斯，因為它和彼得堡總有些親近的地方。

今天，人們在世界各地朗讀布羅茨基的詩，不僅是在彼得堡或者紐約，也包括上海。這或許因為布羅茨基對于中國的感性認識：“因為我的父親是在關東軍潰敗之後于上海找到這些唱片的。”（ 《悲傷與理智》之《戰利品》 ）2015年春季我驚訝地發現在上海外灘的一個老式酒吧裡，人們用绛紅色天鵝絨窗簾遮蔽住白日光線，在燈光搖曳下朗誦布羅茨基的詩歌。然後朗讀者開始争論是應該用古希臘般工整精緻的語調還是應該用工業時代的铿锵有力來閱讀布羅茨基，因為據說布羅茨基自己的聲音十分高亢，這特别表現在他演講的時候。這些回憶與真實世界之間的彼此抗衡增加了詩歌的神秘主義特質。這使得我想起了大約十年前在彼得堡，和認識的俄羅斯朋友在夏園散步。他突然說，普希金也曾經在這裡散步——我雖然大起疑心卻也深信不疑，因為這種情境多少是帶有一些暗示的：如果我們願意，從今天出發到達過去将成為一種可能，而詩歌便是到達過去的坦途。是的，普希金曾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 每天早晨，我都穿着睡袍和拖鞋，越過那座橋，到夏園散步，整個夏園都是我的果園……” 同樣，帶着對于故鄉彼得堡的複雜情緒布羅茨基寫道： 我出生在波羅的海的彼岸（я родился и вырос в балтийских болотах），這句話翻譯為中文很動聽，因為“彼岸”。其實這是一句在俄文中應該帶着降調去朗讀的詩句，因為它的最後一個單詞是帶有重音、複數意義上的“沼澤地”——彼得堡就是在一片沼澤地上建立起來的。沼澤地帶來的是下沉的情緒，所以布羅茨基一直深陷于彼得堡詩歌傳統中。這個彼得堡詩歌傳統包括阿赫瑪托娃和曼德爾施塔姆，這些詩人和奧登、哈代、裡爾克、弗羅斯特等詩人一起構成了布羅茨基的詩歌世界。

所以，散文集《悲傷與理智》是一部談論詩歌的書。雖然也有詩人對于自己蘇聯生活的回憶或者反刍，但是它從來沒有成為言說的中心。喜歡精神分析的評論者一定認為，這本書該成為布羅茨基流亡生活的腳本，為什麼不呢？試圖厘清存在于作家自身經曆之間相互糾纏的線索是很多文學研究者的癖好，而布羅茨基的人生恰好迎合了這種蒙太奇幻境。比如他是個猶太裔作家，出生在二戰時期的列甯格勒，青少年時期辍學、打零工，甚至在一次勘探中險些喪命；他在法庭上大談詩歌，他用餘生成就了 “流亡作家”的稱号。詩人去世之前，曾經的“蘇聯”早已經成為“俄羅斯”，布羅茨基卻沒有再回到他的彼得堡。為什麼不順着這樣一條孤獨的路徑“成為一個悲傷的犧牲者”，為世界舉起祈禱的蠟燭？這多少還是會讓讀者有些踏空的感覺。事實上，把自己放在一個犧牲者的位置上從來沒有成為布羅茨基的願望，布羅茨基認為， “ 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且時而大于現實”，而且“用這個（流亡）滿含悲傷的字眼去稱呼接下來的生活，就顯得就過于舒服又過于自在了。”在這一點上，他不是一個俄羅斯人，也不是一個美國人。

  從1972年開始布羅茨基開始積極的散文創作，這項工作直到他去世才不得不停止下來。他第一次來到英語世界，看到路邊樹立的牌子上寫道：BED AND BREAKFAST——“我認識這幾個單詞，可是卻幸運地不解其意，因為其中沒有動詞”。（ 《悲傷與理智》之《悼斯蒂芬•斯彭德》 ）後來他用英文寫作散文并且被喜歡熱鬧的西方人推為“英語世界第一散文”，他已然使用了很多“沒有動詞”的英文。詩歌的語言在散文中以一連串的停頓和并列呈現出來，這多少有些斷弦的感覺，這是詩歌的聲音和調性。從這個意義上看布羅茨基當然是優秀的文體實驗師，讓詩歌輕易地“颠覆”了散文。

  說布羅茨基的散文是詩體散文并非是因為他的文字有多少成分是合仄押韻的，又有多少成分是淺吟低唱，這是因為我們想起了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根尼•奧涅金》 ，詩歌進入小說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帕斯捷爾納克，偉大的英國作家哈代，當然我們也因此懷念偉大的中國作家曹雪芹。既然如此，我們也就不必訝異一個詩人為什麼要寫一寫散文，這本身就是世界文學傳統的一部分。

另外一位美國作家，俄羅斯人納博科夫曾經警告他的讀者，如果要讀懂《安娜•卡列尼娜》 ，必須能夠想象19世紀中葉一列從莫斯科開往彼得堡的火車是什麼樣子；如此，如果要讀懂布羅茨基是否可以要求今天的讀者至少可以想象波羅的海彼岸的彼得堡是什麼樣子呢。布羅茨基喜歡的彼得堡詩人曼德爾施塔姆說： 詩歌就是對于世界的眷戀。而九月的彼得堡本身就是一句詩：夜已盡，天未白。恰好适合閱讀布羅茨基的《悲傷與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