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鄭克魯先生，是一個夏日的午後。滿頭銀發的他個子很高，身上穿着的T恤衫看起來已經有些年頭。“做翻譯工作是一種愛好，主要是喜歡。”鄭克魯在受訪時反複說着這句話。

　　鄭克魯1939年出生于澳門，中學時就酷愛文學，尤其對俄羅斯和法國小說情有獨鐘。報考大學時，他本打算報考北京大學俄語系，不巧的是1957年俄語專業不招生，他就報考了法語專業，從此與法國文學結下不解之緣。

　　翻譯和研究并重

　　不少研究外國文學的人不喜歡做翻譯，也有人勸鄭克魯多做研究，少搞翻譯。但在鄭克魯的學術理念中，翻譯和研究應當是相輔相成的。他認為，翻譯是透徹了解一個作家、進入他的文學世界的最佳途徑。将翻譯和研究相結合，也成為他一以貫之的工作方式。

　　在大學讀書時，鄭克魯尤其喜歡巴爾紮克、司湯達等法國作家的作品，還撰寫了關于“小說和電影《紅與黑》比較”的論文，在《中國電影》雜志上發表。“這篇論文有8000多字，對于一個學生來說，這種經曆不僅激勵了我對文學的愛好，也鍛煉了潛在的研究能力。”鄭克魯說，這可能是他從事文學評論的起點。

　　1979年，他在《世界文學》雜志上發表了第一篇文學翻譯作品——巴爾紮克的短篇小說《長壽藥水》，反響熱烈。這促使他馬上翻譯了第二篇巴爾紮克的短篇小說《不為人知的傑作》，接着又連續翻譯了好幾篇巴爾紮克的作品。從此，他開始進行文學翻譯，一發而不可收。由于卓越的翻譯成就，鄭克魯1987年榮膺法國文化部頒發的“文化教育一級勳章”和2012年“傅雷翻譯出版獎”，2008年被評為“中國資深翻譯家”。

　　雖然已經退休，但鄭克魯還是堅持每天在位于上海師範大學文苑樓14層的辦公室裡工作，在電腦鍵盤上敲打幾千字，或翻譯、或評論，早晨九點準時來，晚上八點左右才離開。

　　厚積薄發撰寫文學史

　　在所有文學體裁中，詩歌是最難翻譯的。20世紀80年代留學法國期間，鄭克魯并不熱衷于拜訪國外作家名流，出席各種文化招待會，而是傾心于收集法語資料，尋找自己最感興趣的東西。回國時，他帶回的衆多書籍中包含了一大批詩歌作品，譯詩成了他的新愛好。

　　“我始終認為，法國詩歌是最優秀的，自從波德萊爾、蘭波之後，法國詩歌長期執世界詩歌之牛耳，我自己翻譯過一萬行詩了，十首裡面能有兩三首譯得好，已經很不錯了。”鄭克魯談起這些，非常謙遜。

　　在翻譯這一萬多行詩歌的同時，他不斷梳理、總結法國曆代最具代表性的詩人和詩歌流派，撰寫評論文章，最終完成了《法國詩歌史》一書，這也是國内首部系統、全面闡述法國詩歌發展曆程的學術專著。

　　《法國詩歌史》出版之後，鄭克魯相繼撰寫了《現代法國小說史》、《法國文學史》。文學史的寫作需要堅實的文學積累，得益于長年累月的文學作品翻譯和研究，鄭克魯積累了相當豐厚的材料基礎。他還轉變傳統文學史寫作視角，批評方法更趨客觀，還側重藝術分析，對作家及作品的叙事技巧、藝術風格進行了詳盡描述。

　　依然筆耕不辍

　　“随着年齡的增大，我覺得要珍惜時間，便以翻譯第一流作品為主。”鄭克魯說，經典的文學作品始終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他的翻譯工作更多涉足名著的重譯。

　　在鄭克魯看來，重譯是有必要的，因為語言是不斷變化的，一些早年的譯作語言過于老舊，今天的讀者閱讀會覺得有隔膜。有的譯本則是差錯、遺漏或删節太多，讓他覺得有重譯的需要。基于這些原因，他重新翻譯了《悲慘世界》、《基督山恩仇記》和《茶花女》。

　　2004年，鄭克魯應邀重譯法國思想家、文學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著的女性主義理論經典《第二性》，這也是他首次翻譯理論著作。《第二性》涵蓋知識極為廣博，同時有着大量艱深、晦澀的理論闡述和專業詞彙，為了保證譯文質量，他甚至錯過了出版社原本計劃的2008年波伏瓦誕辰100周年的出版時機。直到2011年，新版《第二性》中譯本才面世。

　　作為一位傑出的翻譯家，鄭克魯對嚴複所倡導的“信、達、雅”翻譯标準十分推崇。他說，翻譯的第一要義是做到信，即正确傳達原文的意義，能避免意譯就不用意譯，因為意譯容易失去文字原意。文字需要精練、簡潔、流暢。不能為了文辭優美，動辄用成語，多少會歪曲作者的原意。長句的翻譯，則是檢驗譯者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面，要避免譯得佶屈聱牙、文理不通。

　　“搞翻譯是很辛苦、很枯燥的事，要不畏煩難，要持之以恒。”盡管鄭克魯這樣說，卻依然筆耕不辍，樂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