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解釋框架——在“邏輯”的“想象”中構建關于古代與近代世界的“知識”，這是西方曆史研究中的一個顯著特征，也直接影響了知識史的發展方向。
  □今天所有的信息都挂在網上，不在網上也存儲在電腦硬盤中，這些都增加了信息丢失的可能性和危險性，如果說将來有某天出現一個“數字黑洞”，即所有的信息都消失了，這不但在理論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實際中已經不斷有人為此付出慘痛的損失。這種信息丢失情況在知識史上一直不斷以不同的方式出現。
  □依賴技術所保存的信息記憶，同時也會導緻人類記憶能力的萎縮。記錄信息的手段越發達，丢失信息的可能性也越大。其實，各種終端設備之間的信息互聯互通的“雲計算”，其本質就是為了防止信息丢失。信息丢失是知識史研究者最懼怕的一種情況。

  思想者小傳

  陳恒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西方史學史與史學理論、西方城市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外國史學史》首席專家。主編“曆史學研究入門叢書”、“三聯人文經典書庫”、“城市與社會譯叢”、“大象學術譯叢”、“格緻人文讀本”等叢書，承擔過多項國家級研究課題。

  今天我講的這個題目涉及的是一個學術前沿問題——西方知識史，是一個新興學科。在開講之前，我先簡單介紹一下西方曆史發展的線索作一個鋪墊，這個鋪墊可以讓大家感受到西方學術研究方法與知識史研究興起之間的一些關系。

  概念和框架構建的知識

  西方學術界一直善于用各種範式來進行曆史分析，從而奠定一套理論解釋框架。一開始都是某一個專業、某一個領域發明了一個概念，後來演化到各個學科的解釋範式。我們通常所使用的古代世界、中世紀、近代等等，強調的是兩個曆史時期之間的斷裂和非連續性，但人們并不滿足這一解釋，而強調另一面，晚期古代和早期近代特别強調曆史發展的連續性，證明曆史是一種過渡，一種緩慢的演變。我們知道西羅馬帝國在公元476年滅亡，就意味着古代世界的滅亡。但最近幾十年來，西方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認為古代世界和中世紀是不能分開的，是一個連續發展過程——晚期古代，指古典時代向中世紀過渡的一個時期，大緻時間範圍是公元250到800年間，即從羅馬帝國開始衰落到拜占庭、伊斯蘭、中世紀歐洲社會形成的這段時間，西方世界出現許多新的元素。
  接下來考察一下早期近代（early　modern）這一概念，時間範圍一般認為自文藝複興開始，到法國大革命，即大體指15世紀至18世紀末的這段時期。這是一個人口劇烈增長的時代，出現了印刷書，也見證了全球航海通道的發現和擴張。這一進展有助于人們跨越國界來分析問題，也使人們認識到時間同空間一樣，均有力地将人類連成一個整體，使得整個西方文明突破了歐洲界限，從而完成了西方曆史發展的三部曲——從希臘羅馬世界到地中海世界是第一步，從地中海世界到歐洲是第二步，突破歐洲走向非洲、亞洲、澳洲、美洲則是第三步。引發了曆史學家所感慨的漫長的18世紀（工業革命）、漫長的19世紀（帝國主義）、漫長的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這幾個世紀現在在西方學術界卻都是作為單獨的時間單位來進行研究的。
  除此之外，東方化時代、軸心時代、希臘時代等古代曆史分期術語，如果再細化的話，還有考古學家柴爾德提出農業革命、城市革命的概念，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早在20世紀初，就有人提出東方化時代（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的概念，指這個時期的希臘藝術深受東方世界的影響：一是來自美索不達米亞、安納托利亞的影響，一是來自腓尼基、埃及的影響。比如說希臘人早期的雕塑是正面側胸式，這個手法是埃及人的。再舉一個例子，希臘是沒有獅子的，但有一個非常著名的邁錫尼獅子門，這說明此時的希臘受異域文化影響。軸心時代我不說了，大家都熟悉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提出的這個概念。希臘化時代是從公元前323年亞曆山大東征一直到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衰亡這一段時間，希臘文化在整個地中海東部世界擴張，反過來希臘文化也受東方文化影響的過程。我之所以介紹這些概念，目的是說明西方學術界是不斷建立新的框架來解釋曆史，進行不斷探索，産生新知的。概念、解釋框架——在“邏輯”的“想象”中構建我們關于古代與近代世界的“知識”，這是西方曆史研究中的一個顯著特征，也直接影響了知識史的發展方向。

  實體的時代與想象的存在

  西方學術界就是不斷在這些概念當中進行無窮探索，制造新知識的，我們看看這些概念的一些共同特點。首先這些概念基本上都不是曆史學家創造的。東方化時代是藝術史家提出來的，軸心時代是哲學家提出來的，等等。
  第二個特點是這些時代都有一個真正的地理空間作為一個載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實體，但同時也是有一個想象的存在，是後人為了研究的方便，為了解釋這些時期的曆史材料，所建立的一種模式，但當時人并不知道有這樣的時代，都是後世人所進行的意義的追加。
  第三個特點是這些概念都強調曆史的斷裂性。比如說中世紀是黑暗的，和古代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而現在的曆史學家則強調連續性，中世紀并不是一無是處，至多是“漫長的黎明”，還有大學是萌芽于這個時代的。
  從知識生産角度來看，古代世界的知識生産者大多是個體，中世紀的知識生産主體是教會，到了近代則是大學。人類的活動産生了大量的無意義的數據，經過整理後則變成有意義又具備公共屬性的信息，這些信息再經過知識生産者的加工而成為一種認知——逐漸呈現為知識。我們今天所遇到的知識過剩問題，其實在古代世界也存在。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在西方古代世界，有很多手冊和各種百科全書的出現。這就意味着這個時候的知識對當時的民衆而言，已經太多了，知識過剩讓人無法接受，所以要通過編各種手冊來解決。比如剛剛講了希臘化時代，那時的學者開始對荷馬史詩進行編訂，編輯荷馬史詩索引。古代社會有很多文本，但大多數都消失了，使得曆史形象比較模糊，有時會因偶然因素發現一個文本，又使得某一曆史問題比較清晰了。比如說哲學家亞裡士多德的　《雅典政制》，兩千多年來西方學術界隻知其名，一直到19世紀晚期才發現，使得人們對古代世界的認識又推進了一步。如何保存信息是知識史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

  知識史的興起與研究特點

  現在讓我們來進入知識史的話題。知識史是新近興起的一門研究知識起源、發展、生産、類型、傳承與傳播的學科。這個學科的興起得益于福柯　《知識考古學》　的出版。知識考古學（Archaeology　of　Knowledge）是探究知識産生與演變的過程，知識譜系（Genealogy　of　Knowledge）則是這種探究的結果。通過研究知識的起源發展和傳承，研究這些知識的類型、特征，在各個地方的傳播與分布，稱之為知識譜系。知識史（History of　Knowledge）主要是研究學科演變史，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則側重精英思想的研究，研究傑出思想家的思想産生和變遷。
  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沒有關注知識史研究（康德、謝林、黑格爾等人所關注的知識問題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在這裡談一下知識史興起的一些學科背景。
  第一，西方學術界的各門學術史非常發達。比如說西方的史學史、藝術史、科學史、文學史、考古史等學科非常發達，這就促進了知識史的産生。
  第二，西方知識史涉及衆多語言、各個民族，跨越時空廣泛，給知識史研究帶來很大困惑；但随着全球化的進程和互聯網的出現，這些問題正在逐步解決。
  第三，新學科的出現，尤其是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出現，大大促進了知識史的研究。比如書籍史、文本史的出現，研究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讀者、書評者、圖書館等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閱讀史的出現，又轉變了人們對知識史的看法。
  當代知識史的研究大緻有四個特征。第一，從學科内史到學科外史。學科内史就是講各個學科知識的産生與發展的變革，很少談到學科知識和社會的關系。但是知識史研究恰恰注重的是學科知識内史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尤其是注重知識生産、傳播的機構，如社會組織、知識分子等所起的作用。
  第二，采用比較方法。注重研究不同區域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史、側重東西方比較。尤其是三大傳統的比較研究——地中海傳統、儒家傳統、伊斯蘭傳統，這是現代知識史所特别強調的。
  第三，特别注重傳統（tradition）與接受（acceptance）的研究。主要研究各種知識傳統在内部的傳承、交流與嬗變，在外部的傳播、碰撞與接受；非常注重非西方知識傳統研究，有時甚至是研究的重點。
  第四，力圖避免“西方中心論”、“種族中心主義”，在大的時間框架内處理知識史，立足于宏觀視角研究全球知識的傳播與交融，力圖打破西方中心論的傳統研究方法，突破東西方之間不平等的知識體系，更加重視歐美之外的世界在全球知識發展中的貢獻與地位，以彌補全球知識史研究的落後與不足。

  知識過剩與“數字黑洞”

  前面提及知識史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把信息安全地保存下來。知識的産生依賴于人類經驗所獲得的信息，把這種信息保存下來，并加以分類處理，通過個體認知而産生知識。随着曆史不斷發展，不斷累積的知識就産生了兩個問題。一方面，是知識過剩問題。任何時代都有一個知識過剩的問題，隻不過今天更盛，尤其是互聯網的出現，知識鋪天蓋地。如有人統計當下發表的科學論文總量每十年就會翻一倍，産生所謂的“知識爆炸”，讓人應接不暇，無所适從。另一方面，是信息丢失問題，造成知識的空白。今天所有的信息都挂在網上，不在網上也存儲在電腦硬盤中，這些都增加了信息丢失的可能性和危險性，如果說将來有某天出現一個“數字黑洞”，即所有的信息都消失了，這不但在理論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實際中已經不斷有人為此付出慘痛的損失。這種信息丢失情況在知識史上一直不斷以不同的方式出現。
  自人類出現到公元前10000年之間這段曆史占人類曆史時間的95%，這段時間内人類所産生的各種信息基本都消失了，我們今天對那個久遠漫長時代的認知主要靠考古挖掘，在此基礎上進行推理，想象那個時代的大緻情況。文字、書寫工具出現後，基本記錄了人類發展的大緻輪廓。
  廣義來說，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由國家建立的科學研究機構，是托勒密王朝的托勒密一世在亞曆山大裡亞建立的“缪斯宮”，附帶一個圖書館。圖書館是當時地中海世界最大的，據說藏書高達70萬卷之多，不僅收藏了當時的希臘語、拉丁語著作，還收藏近東和古代印度等地的典籍，圖書館館長都是大名鼎鼎的學者。有一則轶事可以說明國王對書的癡迷程度。托勒密三世令所有到港船隻接受檢查，所有書籍都要送往圖書館，進行複制，圖書館保留原本，歸還複制本。然而，圖書館終遭破壞。一般認為，第一次災難發生在公元前48—前47年凱撒進行的戰役，他放火燒毀了停在港口的船隻，以防落入敵人之手，大火延燒到圖書館。公元273年，羅馬皇帝奧勒良占領埃及，燒毀了圖書館的大部分圖書。公元390年圖書館又遭到了暴徒的破壞。公元641年，阿拉伯征服埃及時，給了圖書館最後一擊：殘留的書籍被歐麥爾一世下令焚毀，在亞曆山大裡亞的澡堂（據說約四千個）連續六個月用書籍作燃料，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文獻基本丢失了。這一場文化浩劫，讓後世學者心痛不已，造成知識史上的很多空白。如果這些文獻至今還存留的話，我們對古代地中海文明可能會是另外一種認識。
  當然，也存在信息再現，讓學者欣喜若狂的例子，比如死海古卷的發現。1947年，三位牧童在死海西北岸尋找走失的羊時，無意中向一個洞穴扔了一塊石頭，随後是陶罐破裂的聲音，這個聲音敲響了20世紀最驚人的、最激動人心的裡程碑式的知識發現。到1952年，人們先後在這附近發現了11個洞，其中藏有大量寫于公元前250到公元70年間的古代文獻，僅殘篇就有25000片之多，專家研究證明這些文獻記錄的是早期猶太教、基督教的經文、軸卷而成，因此被稱為“死海古卷”。我們知道，曆史回溯得越久遠，信息就越匮乏，也就越珍貴。“死海古卷”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告訴了我們有關猶太教在第二聖殿時期的宗派情況，為聖經《舊約》研究提供了大量背景材料，也是我們理解早期教會和《新約》的珍貴文獻，是世界知識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化标志事件。無獨有偶，殷墟甲骨文的發現也屬于知識史上的重大事件，讓人們重新認識中國古代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中國早期文明史。
  依賴技術所保存的信息記憶，可稱之為“外化的記憶”，從結繩記事、泥闆文書、紙草文書、羊皮紙、印刷術、微縮膠片、電子書等都是外化記憶的載體，這些載體的出現與更新，猶如機動車拓展了人類活動範圍的同時也會使得人類自然活動能力萎縮一樣，外化技術手段的發達，一方面，儲存的信息會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方便，但同時也會導緻人類記憶能力的萎縮。更嚴重的問題是依賴技術優勢會存在更大的風險，記錄信息的手段越發達，丢失信息的可能性也越大。一千年前甚至更早的羊皮紙上的信息可以很清晰地辨認出來，有的經過打磨再度重新書寫，後人甚至也可以辨認出來底層的那些信息，但光盤或硬盤的記錄經過千年後是否能再釋讀出來，這是很值得懷疑的，曾經流行的軟盤被淘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保存信息的不安全性。我們都有電腦信息丢失所帶來的煩惱，通信方式丢失了，重要信件丢失了，甚至即将完稿的文章、著作也丢失，這種個體的憂慮其實也是人類的憂慮，假如全部信息丢失了，會不會讓我們的後代認為我們處于他們視域中的史前社會呢？其實，各種終端設備之間的信息互聯互通的“雲計算”，其本質就是為了防止信息丢失。信息丢失是知識史研究者最懼怕的一種情況。
  信息丢失所帶來的後果就像下面這個故事：納粹上台後，愛因斯坦放棄了德國國籍，來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有一次他去外地開會，途中遇到工作人員查票，尴尬的是，他一時之間竟找不到車票放在哪。工作人員認出了愛因斯坦，激動地說：“沒關系，我們都認識你，普林斯頓大學也付得起另一張車票錢。”愛因斯坦則回答道：“謝謝，我不擔心錢的問題，但要先找到我的火車票，才能搞清楚我要去哪裡！”這則故事告訴我們信息多麼重要，沒有信息就沒有認知；記憶又是多麼不可靠，沒有信息的記憶會讓人失去方向。
  對于人類社會來說，記錄信息是一種自然的、必要的行為。信息之于社會，正如記憶之于個人，因為每個個體、每個社會都有自身的身份認同。以信息為基礎的曆史記憶建構了一種關于社會共同體的共同過去，它超越了其個體成員的壽命範圍。曆史記憶超越了個人直接經曆的範圍，讓人想起了一種共同的過去，是公衆用來建構集體認同和曆史的最基本的參照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