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遺忘，一座城市“無聲的抗戰”
■本報記者 龔丹韻
【壹】
這是一段幾乎被忘卻的曆史。
1937年的上海，當無數戰士為抵抗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轟隆炮火的背後，上海這座城市的無數普通人也在進行一場“無聲的抗戰”。
他們與敵人鬥智，與疾病、饑餓與恐懼鬥勇。最終，他們拯救出一個個平凡而又鮮活的生命。在廢墟中，他們與這些生命一起，從未放棄生活、學習，也從未放棄對未來的希冀。
這場抗戰的戰場就是“南市難民區”——戰争爆發時，獲得交戰雙方認可，最終保護了30萬平民的避難區。它開創了戰時保護平民的先例；它是《拉貝日記》主人翁約翰·拉貝學習的母版。而繼南京之後，它的模式繼續在武漢、杭州、廣州、福州、漢口等多地被複制推廣，保守估計，至少讓50多萬中國難民幸免于難。1938年，這段事迹被美國《時代》雜志報道。
最重要的是，這一“上海模式”被寫入1949年的《日内瓦公約》，從此成為國際法的一部分，于全球踐行。
至今，在世界戰火紛飛處，隻要看到國際紅十字會的身影，就依然能看到它背後深潛的上海曆史記憶。
時隔70多年後，在南市難民區的故土上，或破損的老屋、或嶄新的樓宇已無法訴說塵封往事。這塊覆蓋着城隍廟的地标地段幾經變遷，如今依然是上海文化與商業的象征之地。九曲橋下每一塊黑壓壓的石磚、每一道抹不平的刮痕，或許曾經都是難民的陪伴者和安枕處。它們在褪去歲月的滄桑後，湧動出的是熱騰騰的繁華煙火氣。這大概是多年前，難民們躺在此地風餐露宿時、摸着石頭喃喃自語時，對未來生活最美好的想象。
抗戰勝利70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新撥開曆史的灰燼，以期告訴更多人，這段普通人的抗戰故事。
【貳】
1913年，一名法國神父來到上海。從黃浦江遠望時，他大概未曾料到，24年後，這裡有30萬人的命運與自己牢牢維系在一起。
他叫饒家駒。
他的右臂在徐彙教書時被煙火炸飛，從此成為“獨臂神父”。《申報》報道說，他精通英、法、中、希臘、拉丁等語言，是天生的演說家。他有着一抹濃須，滿面微笑，身軀颀長，且愛好交際，與盤踞上海的各方勢力私交甚笃。關鍵是，他樂意運用這些關系救助難民。
1931年長江水災，饒家駒積極救濟；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他為被困婦孺四方奔走； 而當時間流走至
這一天，滿目瘡痍的城市，浸滿死亡與恐怖。侵略的日軍在焦土中繼續燒殺掠搶。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淪為難民。哀嚎聲在狹窄的街巷與弄堂裡此起彼伏，人們死于轟炸、死于饑餓、死于無力救治的疾病、死于妻離子散的暈厥。
而難民們的信念隻有一個——逃出上海，或躲進租界。租界頓時人滿為患，最多時集中了70多萬難民。全城的難民如螞蟻般密密麻麻，迅速填滿外灘、外白渡橋，幾乎沒有一絲縫隙。露宿街頭的成年人每日凍餓死者逾百，兒童死亡人數翻倍。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均表示“束手無策”。
公共租界指示：“不要卷入難民事務，而是把這個問題留給國際紅十字會，其他國際組織，以及傳統的中國救濟組織。”法租界更是幹脆，與華界交界口安裝起鐵栅門、架設鐵絲網，阻止難民繼續湧入。“大批民衆被摒門外，萬頭聳動，号泣救援，秩序混亂已極。”
無數難民集聚在南市。他們擠在民國路（今人民路）上，眼巴巴地望着法租界的大門，缺衣少食，處境悲慘。
救濟會的收容所難以為繼，救濟組主任饒家駒想出了一個主意——“就商于中日軍事當局，将方浜路以北一帶，劃為安全區，為難民避難所”，這便是
【叁】
斡旋于每一方的顧慮和利益，最初的談判無比艱難。
饒家駒需保證，安全區不會成為擴張的租界，不會成為中日雙方的軍事用地，不會成為任何一方的“後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贊同、中方要贊同、日方也要贊同，交戰雙方都簽署書面協議，安全區方名正言順。
這件“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居然讓饒家駒憑借高超的交際技巧辦成功了。
書面協議的好處馬上體現出來。
烽煙蔽日中，7根竹子支撐的臨時帳篷緩緩撐起，充滿希望地出現在震旦大學校園裡。7000多名難民擠在一起。麻雀雖小五髒俱全，門診部、難民登記處、培訓班、分發定額食物處、煤供應部等基礎服務設施緊張有序地建立起來。
而南市難民區開放的第一天，城隍廟、小世界、學校、公園、教堂、寺廟，但凡有空間，收容所就如雨後春筍一個個冒出來。
安全區面臨的是另一種孤島般的挑戰：一個被圍住的區域，生活着幾十萬驚慌失措的難民。維持秩序，相當于管理一座中等城市。
安全區是自治的，監察委員會首先成立，饒家駒任主席，各國外籍人士任委員。這是高明之舉。不少委員其實在租界、商會擔任要職，他們獨特的身份便于協調矛盾，更便于募集資源。
難民區被劃成9個分區。各區長之下，分設總務、文書、訓導、設計、給養、庶務、衛生、消潔、登記、調査、醫務等職，工作人員均由中國人擔任。總辦事處下設難民組、居民組、警衛組、衛生組、給養組等。财政預算分4塊：食物、衣服、醫院和其他。
這哪是“小小的難民區”，這幾乎就是一個完善的管理體系。日子久了，難民們自己發動起來，與慈善組織分工合作。最終，大家一起讓這個孤島社區擁有了行政機構、警察、醫院、學校、手工工場甚至刑事法庭。
南市難民區能被寫入《日内瓦公約》，其獨特的範例價值正在于此。因為它不僅孕育而生，而且還創造了一套戰時難民管理體制，這套制度至今都在世界範圍産生影響。
【肆】
起初，難民們聞訊湧入，人口迅速超10萬。然而這裡什麼都沒有。沒水沒電、少糧少衣。委員會和法租界協商，法租界的水電供應延伸到難民區。最終，安全區建立了24個開水房，為104個收容所提供服務。
接着是吃飯問題，形勢不容樂觀。每一天，通往法租界的西大門口，隔着厚厚的鐵栅欄，難民們總是伸出手乞食。
法租界居民出于同情，有時會隔門給難民投食。但結果總是年富力強的人搶到食物，有人因此受傷，也有人把食物再轉賣給他人牟利，弱者和兒童永遠得不到食物。委員會出面阻止這種做法，盡量把食物送到捐贈中心。
而饒家駒的頭等使命就是募捐。
上海的慈善機構、企業、官方機構都紛紛出錢。饒家駒覺得日本負有責任，甚至還去找日本人要錢。然而在戰火中，這座工商業城市已經凋零，快被掏空，幾乎捐無可捐。
他先去了日本，變相“敲打”日本繼續遵守諾言，不要占領難民區。然後他又去了加拿大、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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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委員會緊張的是醫療衛生。安全區内一旦暴發傳染病，後果難以預計。這個工作太繁重，任何一個組織都無法單獨處理，于是責任被分攤給各善團。生病的難民實在太多，就連路邊被遺棄的嬰兒，時常都染上性病。
夜晚，火光和轟鳴時不時從毗鄰處冒起，這樣可怕的景象讓安全區的治安形勢格外嚴峻。法租界每晚派中西偵察員若幹在區内巡邏，以防小竊和騷亂。每天白天，委員會的成員都會在安全區出現，他們一旦出現，難民們就心安了。
【伍】
每天，總有一輛黃包車，迎着晨光，從呂班路、老北門、新開河，出法租界鐵門，一路行駛進入南市難民區。車上坐的正是饒家駒。
南市，像是一個由狹窄街道組成的迷宮。當兩輛黃包車彼此駛過，都要小心翼翼。街道因鋪有尖利的石頭而崎岖不平。難民們湧入這裡後，迅速占據所有空房，填滿每一個角落。
饒家駒事必躬親，他每天必到難民區，因為管理再妥善，也總有疏漏。
第七區區長任希彭虛報難民數額，克扣難民口糧。事發後，從他家中搜出赈米若幹、赈衣百套、綢布棉被百餘條，他受到了嚴厲處罰。
1939年4月，難民區委托恒達洋行采購糙米1000包，其中數百包攙入稗子、砂石。
難民區内還會發生吸毒、賭博、酗酒、鬥毆等違規事件。刑事法庭因此而設立。
上海市檔案館裡，至今還保存着一份珍貴材料，由南市難民區監察委員會所寫，上面描述了難民區的生活圖景：商人們從浦東那裡帶回蔬菜、水果、肉類、大米； 他們更喜歡将商貨運輸到南市去賣，因為在南市商品賣得更快更直接； 道路兩邊擺了許多食品攤位，有豬肉片、成堆的橙子和蔬菜。商品價格則受到中國商會的控制。
大部分難民都攜帶一些錢财。由于南市幾乎與周圍隔離，這些錢隻能在安全區内流通，它類似于一個孤島社區。監委會做出種種努力，鼓勵店主重新開店。這些“店鋪”不單單隻賣食物，還令人驚訝地銷售由陶瓷制成的飾品、銅制品、廉價的刺繡以及卷軸字畫，這些物品都是安全區第一次開放時發生的大肆搶劫的結果。
可以說，是上海的民衆和國際友人共同支撐着難民區。它靠救濟竟然維系了30萬人口生活了近三年，不少研究學者都感歎“實在了不起”。
法文版 《饒家駒的故事》小冊子裡面，有這樣一句話：“令人敬佩的上海，這座以其無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安全區裡，時而有低吟的讀書聲飄蕩。是兒童與成年人，他們席地而坐，或找來粗糙的長凳、鐵皮餅幹筒坐上，聽難民學校的老
編筐、結草繩、做紙花、編草鞋、做鞋、裁縫、刺繡等手工藝課紛紛開設出來。因為大家認為，總有一天，在某個值得期待的和平未來，難民們能用上這些手藝。
這裡是讓人絕望的戰區，這裡也是希望之地。
【陸】
盡管有鐵絲網，日本人還是進來了。
雖然表面上承認難民區“不受武力攻擊”，但日軍的觊觎始終存在。不久，日軍找到了借口，說自己的士兵在難民區外巡邏被人打傷，他們不顧國際救濟會的申辯，強行開進難民區搜查。
翌年底，日軍又使出了新花招：難民區總辦事處通往租界的電話線被剪斷了，也是經饒家駒據理力争，後來才由工兵接通。
後期，日軍加強控制，難民居住的區域縮小至小世界、青蓮庵、廟前救火會、豫園、内園、珠玉業公所、露香園等7處。難民區出入口僅剩淘沙場和陳士安橋兩處。
根據一位老人的回憶，日軍哨兵進入難民區時，不僅驅逐難民，還有一些中國女孩被拉出去強暴。但總體上，這裡還是比較安全。
在這樣一個難民區，必然有共産黨人的活動。難民區裡就曾建立起黨支部。趙樸初是慈善救助的重要人物，周邊聚集了不少共産黨員。他們一面救濟難民，同時動員單身男子參加新四軍。
根據學者後來的考證，新四軍一部分的來源就是上海的南市難民，他們通過地下通道，慢慢把這些難民運送出去，名義上是疏散回鄉，請饒家駒開證明，弄通行證，實際上這些人就跟着共産黨到了蘇北，加入了新四軍。在這個難民區裡，後來培養出一批共産黨的骨幹，如曾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長的周克、曾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楊堤等等。
【柒】
1940年，上海形勢好轉，大部分難民返鄉。
6月，歐洲戰場吃緊，饒家駒離開上海，返回法國。他的祖國也在遭受戰争，他要回去幫助他的同胞，就像幫助上海的同胞一樣。
《申報》 在
“南市難民區”缺乏主持者，6月底宣告結束。
饒家駒不知道的是，他離開後，上海的難民們一直想為他鑄立一座銅像，還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為饒家路、方浜橋改為饒家橋。
但《申報》說，“他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既無金錢，又無勢力。”
1946年，饒家駒因病死于柏林，享年68歲。
然而無論如何，安全區的成功，推動了世界文明的轉輪。
國際紅十字會高度關注，在南市安全區成立後不久就派人前來參觀。
1938年，第16屆國際紅十字會通過了“安全區決議案”，饒家駒安全區被視為戰時平民保護的成功範例。
1949年，63個國家代表制定《日内瓦公約》。其中，第四公約就是 《關于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内瓦公約》，文件兩次提起“饒家駒安全區”，把這一“上海模式”作為公約的範例，這在國際公約中極為少見。
從這一刻起，國際人道主義法裡，正式有了武裝沖突中保護平民的條款；從這一刻起，南市難民區的意義跨越了時代和國别，成為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環。
遺憾的是，饒家駒病逝于1946年的柏林，沒能見到1949年的《日内瓦公約》。但是上海的南市難民區，卻以這種方式永遠記住了他，記住了和他一樣慷慨、仁愛，在抗戰中與侵略者鬥智鬥勇，保護無數平民的人們，也記住了這座海納百川的慈善之城所散發的人道主義榮光。
（參考資料：阮瑪霞 《饒家駒安全區》一書，蘇智良、張化、姜玉春等多位學者的論文）
特刊學術支持：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
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
化研究中心
饒家駒，以“上海拉貝”之名歸來
■本報記者 黃玮
2014年的那個夏日，站在阜春街上，蘇智良如同站在曆史的悲欣交集處。
白底黑字的文獻告訴他，這是抗戰時南市難民區殘老院舊址所在的阜春街，他終于來到這裡與曆史相見；灰牆上大紅“拆”字提醒他，這是即将被城市的日新月異湮沒的阜春街，相見亦告别。
曆史的在場與缺席，同時光顧了蘇智良，光顧了上海那個尋常夏日。
那個夏日，距離抗戰史專家、上海
一個陌生的名字
20多年前，蘇智良在搜集“八·一三”淞滬抗戰史料時，遇見了一個陌生的名字——饒家駒。一位法國神父，1913年來到上海傳教，抗戰時設立南市難民保護區，救了很多中國人。
心裡一動。但他急于查找手頭研究課題的史料，未曾在與這個名字相關的曆史上停留。
多年後，美國學者阮瑪霞研究二戰期間到上海避難的外國難民曆史時，在文獻中數度遇到饒家駒這個名字。
對人的好奇或者說研究的興趣，吸引她深入曆史，去打撈這位法國神父的中文名字背後的命運與風雲。她輾轉法國、日本、瑞士等國家，在各國的卷帙浩繁間捕捉這個名字的閃爍。
當阮瑪霞千裡迢迢來到中國上海時，一位學者給蘇智良打來電話：有位美國學者來了解抗戰時期法國神父饒家駒在上海建立難民區的事，知道這件事的人不多，你有沒有興趣和她聊聊？
那個曾讓蘇智良心裡一動的名字，被喚醒了。素昧平生的中美兩位學者，帶着彼此對這段曆史的了解，坐到了一起，談論這個他們共同感興趣的曆史人物。
2008年，阮瑪霞的《饒家駒安全區：戰時上海的難民》一書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2011年，此書作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之一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巧的是，中文譯者白華山是蘇智良帶的第一位研究生。
在書中，阮瑪霞重現了饒家駒的東方傳奇。但在書外，這個名字似乎仍被歲月的塵埃遮蓋着。或許，依然如白華山在《譯者的話》裡所寫的：長期以來，饒家駒的名字“既不為研究中國曆史、戰争暴行、救援組織和難民問題的學者所知，也不為研究國際組織和國際關系的學者所知”……
饒家駒似乎被曆史遺忘了。
67年後的紀念
2013年，德國約翰·拉貝交流中心駐北京辦事處代表姜玉春，為推動一項關于饒家駒的紀念活動來到上海，“很多上海曆史學家都不知道饒家駒這個人，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
是在廣為中國人所知的《拉貝日記》中，姜玉春得知了饒家駒其人其事，盡管在中譯本裡這個名字叫作“雅坎諾”。“當年拉貝的南京安全區是仿照上海模式而創建的，饒家駒本人也在上海參與了南京安全區的籌建，這些在《拉貝日記》中都有記載。”2013年，他赴德國柏林搜集關于饒家駒的史料，在當地曆史學家克勞斯·佩格勒的幫助下，幾經周折找到了饒家駒1946年病逝柏林後的安息地。
隔着67年的光陰，伫立在饒家駒墓地前，這位跨洋而至的中國人感慨萬千，一種“不該遺忘饒家駒”的使命感，讓他産生了在柏林為饒家駒豎立紀念碑的念頭。
為此事，姜玉春來到上海。
與之“一拍即合”的蘇智良，做了兩件事：一是請上海曆史學會為将在柏林舉辦的饒家駒紀念碑落成儀式發去賀信。二是籌備2014年有關饒家駒曆史研究的國際研讨會。
當年9月10日，饒家駒逝世紀念日，一個關于他的紀念儀式，走過長長的歲月，走過長長的路，在柏林聖湖公墓舉行。秋雨綿綿，灑在中外紀念者身上，灑在饒家駒墓碑上“仁者愛人”四個漢字上。
那一輪半月
2014年夏，蘇智良帶領研究生王海鷗、胡皓磊、陳斌和李玉銘等，在上海追尋饒家駒“仁者愛人”的曆史痕迹。
上師大宿舍裡，一氣呵成讀完《饒家駒安全區》的王海鷗，激動且忐忑：自己年輕的腳步，還能否追趕上已被光陰推遠的曆史？
清晨6點多，她和師兄李玉銘一起出發了。坐公交946路，轉926路，再步行5分鐘，走到上海檔案館，兩名青年學子走向他們無比期待又無法預測的饒家駒曆史調查。
竟然有驚喜。在重複而枯燥的檢索與閱讀之後，他們找到了一本法文版小冊子《上海法租界警務處關于南市難民區的材料》。兩人不識法文，但有“笨”辦法：輪流依葫蘆畫瓢地抄寫，抄了整整一個星期。
法文版手抄本經由蘇智良的學生、向明中學教
在抗戰的烽火連天中，那輪半月張開臂膀，庇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安頓那些驚魂不定的心。
但70多年日新月異，今天的蘇智良和他的學生們已很難重溫當時月色。
由于多年的商業開發和市政動遷，南市難民區一些重要舊址如今已面目全非，另有部分舊址位置存有争議。
特别是當年饒家駒辦公所在地，即難民區的中樞機構北區救火會舊址，今天究竟存在與否，說法不一。有學者認為其“在早年的豫園商業區改造過程中已被拆除”，而民間則有北區救火會就在方浜中路的說法。
調查中，他們就此問題咨詢有關專家，有的認同方浜中路說，有的又提出舊址在豫園……莫衷一是。
隻好另辟蹊徑，去問問沉默的文獻資料。很幸運，蘇智良找到了一份《上海市行号路圖錄》，他們在這張1937年開始繪制的地圖上，發現了北區救火會的地址。而當年的《申報》關于北區救火會也留有“在安仁街的一側”的記錄。地圖與文字互為印證，答案水落石出。
今天的方浜中路235号、安仁街路口，北區救火會舊址所在地。早年居住在南市的少年蘇智良，曾不知多少次到此。但那都隻是漫不經心的路過。而這一回，曆史學家蘇智良重返這個熟悉的路口，多少有點心潮起伏。畢竟，這并非又一次的漫不經心路過，這已是尋尋覓覓後曆史的洇渡。
眼前，曾經的建築已被新的五層樓取代，彙集了多家食肆，熱熱鬧鬧彌散着生活的煙火味。
人來人往。
但沒有人知道，70多年前發生在這裡的故事。
拯救曆史記憶
總還會有一些人，知道這件事，甚至親曆過這件事。
蘇智良迫不及待想找到他們：“我們要拯救這一重要事件的曆史記憶。當年的難民年紀最小的現在也80多歲了，再不做，就永遠沒有機會了。”
找起來，談何容易？
70多年滄海桑田，人海茫茫，他們唯一可以嘗試的路徑，就是去當年南市難民區所在的老城廂碰碰運氣。或許，有些難民此後一直生活于此，且仍在世。但城市改造的洪流，已席卷了老城廂的大部分，即使在尚未動遷的裡弄中，大部分住戶也都是解放後搬入的，他們的命運不曾與那段往事有過交集。
不容易，也得試試。
拿着學校開的證明，帶上攝像機、筆記本等調查工具，王海鷗、胡皓磊和陳斌到難民區舊址相關的所有居委會一一拜訪，詢問是否有年齡在80歲以上的老人，然後再找老人們問問是否知道此事。
“沒聽說過呀！”“有這個事嗎？”聽聞他們的來意，居委會工作人員的反應大抵如此。
廣福居委會一名工作人員，引着他們在轄區裡弄兜了一大圈，問了五六位年逾八旬的老者，都說不知道。
接連這樣走訪幾個居委會，也都無果。
盛夏驕陽下，年輕的調查者們走在迂回的弄堂間，一路心情跌宕——抱着希望而去，帶着失望而出。王海鷗說當時他們“幾乎要絕望了。但既然來了，就再多跑幾家”。
那就再多跑幾家。古城居委會是其中之一。聽說他們的來意後，有人指着辦公室裡一位婦女說，“她婆婆100歲了。”
當即，那位婦女給自己的婆婆餘阿姣打了電話，問知不知道南市難民區。電話那端的回答是，知道。
居住在安仁街的餘阿姣，已100歲高齡，住在父親留給她的老宅裡。她思路還清晰，用帶着甯波口音的上海話給他們講述了自己的“知道”：1937年，我就住在這裡，這裡被鐵門和鐵絲網封鎖起來了。日本兵進來後，不讓我們從前門進出，還不讓開燈，水井也被他們占據了……
如此這般大海撈針，調查者又找到了第二位親曆者，家住南王醫馬弄86歲的王曉梅。王曉梅沒有見過饒家駒，但“有一個神父，一直做好事，幫助中國人”的印象卻銘記至今。
上海拉貝
塵埃，被縷縷撥開。
曆史，為今天的研究者展露不輕易示人的深沉模樣。
研究者覺得，有責任要把曆史的深沉力量和那個理應被記住的名字，傳遞給公衆。
2014年11月，由上海市曆史學會和上海師範大學主辦的“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作為“中法友好年項目”之一在上海舉辦。阮瑪霞從美國來了，還有許多學者從法國、德國來了；姜玉春自北京來參加研讨會，還有許多上海本地學者參加了研讨會。中外學者一緻認為：這位在抗戰中救助難民的法國神父，堪稱“上海拉貝”、“中國辛德勒”。
研讨會上放映了上海音像資料館制作的《饒家駒與戰時難民保護》 曆史紀錄片，作為難民代表出席研讨會的王曉梅老人，看完激動不已，為專家們講述起自己在難民區的往事。黑白影像與親曆者的講述，重現了那段非凡的曆史，讓今天的人們動容。
80歲的劉複田老人在新聞裡看到研讨會消息後，徑直趕到研讨會現場，他要傾述自己的記憶：“饒神父在南市救濟難民，對我而言是記憶猶新，幼時的我非常敬佩饒神父。”
有史以來第一次，在饒家駒當年付出慈悲、作出壯舉的城市，舉辦關于他的紀念活動。
沉寂那麼久之後，這位書寫傳奇的法國神父，終于以“上海拉貝”之名，重返這座城市，重獲人們的敬意。
其實，正如蘇智良所持觀點：饒家駒是拉貝的師傅。他首創的戰時保護平民安全區模式，直接促成了《日内瓦條約》修訂，這是寫入國際公約的第一個“上海模式”。
姜玉春也别有一番感受：當年饒家駒的知名度要比拉貝高，是他幫助拉貝籌建南京安全區的。現在則是拉貝的知名度要比饒家駒高，起碼2013年我為饒家駒柏林紀念儀式而奔波時，是以拉貝的口碑來為他做宣傳的。當年饒家駒幫助了拉貝，而今天拉貝幫助了饒家駒。
德國總領事和法國副總領事在研讨會上共同緻辭，這讓與會者覺得，“這再次證實了饒家駒曆史的廣泛國際性，以及曆史與現實意義。”而中國社科院世界曆史所研究員湯重南的解讀則更為直接：從饒家駒、拉貝等國際和平友好人士的事迹，可見中國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70周年，為此主辦方發出了2015年在上海豫園—城隍廟一帶建立饒家駒及難民區紀念設施的倡議書，被一緻通過。
曆史歸來。
今天的人們正努力給曆史一個恰當的回應，讓蘊藉其間的偉大情懷和深沉力量，延綿向前。目前，饒家駒及難民區紀念設施正在籌備中，即将對世人開放。
而蘇智良更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把饒家駒南市難民區與猶太難民收容區打包申遺。“一個是外國人救助了我們中國人，一個是中國人救助了猶太人，這都是發生在上海的傳奇。它們互為應和，相得益彰，展示了上海這座城市的人道主義光芒和偉大精神，理應成為值得我們珍視與傳承的文化遺産。”
言至此，蘇智良深深停頓了一下。
他或許覺得，其實，2014的那個夏日，站在阜春街上，自己如同站在曆史與未來的相逢處。
看到曆史的一個動人側面
■本報記者 黃玮
解放周一：曆史研究題材如此豐富多彩，已被曆史遺忘的饒家駒為何偏偏打動了您，吸引您不斷深入曆史去追尋他的足迹？
蘇智良：曆史是人創造的，正是風采獨具的各種人物，構成了豐富多樣的人類曆史。饒家駒最吸引我的，是他悲天憫人的奉獻精神，超越國家、種族與宗教的大愛。他憑借着智慧、堅韌與技巧，促成了難民區的建立。此後，饒家駒等創造的戰時保護平民的“上海模式”，推廣到南京、漢口、巴黎等地，并被載入 《日内瓦公約》，從而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所以，曆史不應該遺忘饒家駒，中國不應該遺忘饒家駒。
解放周一：在尋找饒家駒曆史的研究過程中，最為艱難的是什麼？
蘇智良：最為艱難的是搜集資料，再現曆史。搞曆史的常說，有一分資料說一分話。在這一年半中，我們團隊克服各種困難，在國内外尋找到大量的檔案、報刊、圖片、影像，然後去僞存真，去蕪存菁。
曆史學的魅力之一是能夠再現曆史的細節。比如，我們看到資料說，在寒冷的冬天，饒家駒要求國際救濟會将熱飯裝在厚紙袋裡，再用棉絮包着紙袋放置在木桶裡，以保證難民們能吃到溫熱的飯菜。在調查當年的難童教育時，我們找到了一張幼兒園課程表，上面詳細記載着課程：國語、作文、新文字9節，史地、常識、算術13節……可見義務教育工作者當時是多麼認真地在做這件事。
解放周一：1949年被載入《日内瓦公約》的這一“上海模式”，對今日世界還有什麼影響？
蘇智良：《日内瓦第四公約》對“上海模式”進行了定義，并構成了一部完整的關于保護戰争或武裝沖突受難者的“國際人道法”的法典。現在，這些國際人道法已經廣為國際社會接受，加入該公約的國家有194個。安全區的概念也被普遍使用，聯合國安理會建議并批準推廣安全區來保證戰時平民的生命安全。
饒家駒曾指出，“難民問題是全人類的問題……向難民提供救濟這個問題是今天的世界面臨的最為重要的人道主義問題。”這句話同樣适用于今天的世界。戰時建立中立的難民區這一“上海模式”，無疑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解放周一：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70周年，在這一曆史背景下我們紀念這位“中國辛德勒”、“上海拉貝”有何特殊的意義？
蘇智良：饒家駒是二戰中成功解救難民的典範，他使得30萬難民免遭日軍屠戮與迫害的命運。在難民區穿梭的饒家駒也曾多次面對險境。通過他不平凡的經曆，今天的人們可以看到曆史的一個動人側面，并且認識到中國抗戰的世界性。
我認為，在世界史中饒家駒的地位應該是超越辛德勒和拉貝的。這也是上海這座城市的驕傲。
解放周一：目前您正計劃為這一可稱為“上海這座城市的驕傲”的曆史事件申遺，這會對上海的城市發展帶來什麼樣的意義？
蘇智良：上海正在迅速發展為全球城市，有些指标已超越東京等大都市，但仍有一些短闆，其中之一就是尚無世界文化遺産。
上海如何申遺？外灘固然是上海一張靓麗的城市名片，但從申遺戰略方面來權衡，我以為，較合适的、應優先考慮的，是上海二戰難民區項目，也就是将南市難民區和猶太人難民區打包申遺。
上海是世界反法西斯戰争中最大的難民城市和拯救難民非常出色的城市。上海不僅接納了3萬猶太難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而且，創造了戰時保護平民的“上海模式”。當年饒家駒振臂高呼，中國、法國、英國、美國、瑞士、挪威等各國愛心人士共同構築的南市難民區，無疑是世界曆史上最成功的難民救助案例。
兩個難民區案例，共同體現了上海這座城市的堅強品格、國際主義精神和人道光芒。申遺的過程将大大提高我們保護這些城市文脈的積極性，而對這些遺存的保護與延續，不僅體現着上海這座城市的文化多樣性，還可以更好地延續這種可貴的城市精神。
難民口述：就算再苦，也要堅持活下去
■本報記者 王一
今天的方浜中路，城隍廟大門口所在地，寸土寸金商鋪林立，是上海最著名的旅遊地标之一。
然而，1937年，這裡卻是生死相隔的分界線——馬路的一邊是斷壁殘垣的戰場，另一邊是數萬難民紮堆的“安全區”。在這條生死線的兩端，曾經發生了什麼？在難民區裡，又有多少苦痛，多少慈悲，多少堅忍，以及多少不應忘卻的往事？
父親曾與“大胡子神父”并肩戰鬥
口述/劉複田（80歲）
對于80歲的劉複田老人來說，他幼年時光的斑駁記憶，幾乎都與南市難民區有關。
去劉複田家中拜訪，他反複拜托記者：“一定要讓更多人了解那段曆史，不能忘啊。”
家被炸掉了
隻剩一堵牆
我的祖父、父親和我都出生在上海南市區（曾為上海市轄區，包括上海老城廂的全部及現在的陸家浜地區、浦東上南地區等）的小東門。祖父從事皮貨業，在小東門東街開了一家小店，但也隻能勉強維持生計。父親劉槑一出生于1905年，在1937年“八·一三”事變之前，他與人合夥開了一個醬園，當賬房先生以補貼家用。
當時，我父親還是南市區救火會的義務救火員。他為人正直，在南市區有一定的聲望，鄰裡間有什麼糾紛都會找我父親調解。後來，趙樸初先生擔任了中國佛教協會的秘書長，還特意聘任我父親做理事。父親比趙樸初先生小兩歲，他們是很好的朋友。
在我出生不到3年，即1937年，日軍的炮火将我們的家夷為平地。我七八歲的時候還去那裡看過，門房都被炸掉了，隻剩一堵牆，到處都是瓦礫。
沒辦法，我們就搬到了當時法租界的瑞金路（以前叫金神父路）步高裡。當然，要住在法租界并不容易，我們是經父親朋友的介紹才寄居在那裡的。也是在那裡，父親認識了金神父，他和饒神父一樣，是法國神父，也發動救濟難民。父親也一直緻力于救世救民，便跟着金神父一起建立難民救濟所。
後來因為父親屬于佛教系統，與趙樸初先生商量後就回到了南市。回到南市後，我們住進了青蓮庵。青蓮庵分上下兩層，我們住在樓上，下面住着難民。我們有時候也下去看望他們。雖然我們也不富裕，但隻要有一點吃的，就會拿給樓下的小朋友吃，因為在難民區生存下來十分不容易。
住到這裡以後，我父親就跟饒神父一起工作了。這件事在《上海時人志》中也有記載：“劉槑一……參加饒神父籌劃成立難民區工作，并兼上海難民救濟會總務職……”
我父親有三個妹妹，我二姑媽和小姑媽與我父親一起參加了難民區的工作。
幾萬難民
吃是最大難題
我曾見到過饒神父，當時人們都稱他為“大胡子神父”。我經常聽父親談到他，當時就感覺他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
難民區與法租界的大門平時是開着的，可以自由進出。日本人不能進入難民區騷擾、加害難民，破壞難民生活。難民可以出去買些東西，日用品之類的，也可以去租界勞動，掙些錢。
饒神父還在難民區組織生産。我記得，有一次饒神父不知從哪裡拿回來了很多鵝毛，我們小孩子就把鵝毛上的絨撕下來整理好，然後賣出去，再把這些微薄的收入捐給難民。
我父親贊歎，“外國人為救濟難民而奔波，我們中國人難道不能做些事情嗎？”
他确實也在身體力行，和饒神父一起辦了很多義務小學，就設在廟裡，放些破桌子、破椅子，老師也不固定，誰來誰就講一講，難民的孩子就跟着學學。
我姐姐比我大6歲，還給小難民們講過課。當時也沒條件辦正規的學校，難民們能生存下來，能給孩子一個安甯的生活環境已經很不容易了。
我二姑媽在難民區裡做一些服務工作，我小姑媽是護士，在難民區的衛生所裡為人包紮、打針。
我所住的難民區就有幾萬難民，吃飯肯定是最大的問題。
當時買不到米，我的叔父就和幾個朋友乘電車到現在的闵行區買米。買了米後，就把米包好裹在棉襖裡。進鐵門時日本兵要搜查，看到我叔父衣服裡鼓鼓囊囊的，就用刺刀刺過去，米撒了出來。
叔父就被帶到一個堡壘一樣的地方關了起來。這堡壘是法國人留下來的。父親知道叔父被關起來後，托了很多關系才把他給保了出來。
我們當時吃的米裡有很多石子。我們還把面粉加工成面條，晾在竹竿上。時間長了面條發黴了，我們仍舊把它吃了。
我經常見到日本人對難民營實施戒嚴，一戒嚴就将鐵門關死，城裡城外不能通行。鐵門有時候關閉不止兩三個小時，可能會達兩三天之久，這樣城内外沒法交流，什麼吃的都沒有。
當時法租界的中國人買了很多大餅，從法租界靠人民路一側的窗口把大餅往下扔。有些餅上沾了大便，人們也照樣吃。
還有的扔衣服下來，不管是襯衫、棉襖還是短褲，通通扔下來給難民。有的人家前門開在法租界，後門開在南市，人們就從這裡進出，但得偷偷的，不能讓日本人知道。
到了冬天，不少人被凍死了，那時候凍死、餓死的人太多，我們都司空見慣，也不感到害怕，直接把屍體送到同仁普育堂收容所。
日本人騎着摩托車
朝我們撞過來
小時候，我非常害怕日本人，也痛恨他們，有好幾次我都差點因為日本人沒了命。
有一次，我和奶奶、哥哥到浙江路走親戚，回來後難民區的鐵門鎖住了，不讓進。城外有很多人，城内也有很多人，想出來的出不來，想進去的進不去。我奶奶聽人說新北門還開着，就帶着我們哥倆往那裡跑。在人民路那裡，日本人騎着三輪摩托車朝我們撞過來，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這才幸免于難。
我們時常活在恐懼之中。我小時候就在青蓮庵附近上學，回家的時候經常戒嚴。在經過日本人的時候必須向他們鞠躬，否則就要挨踢。有一次日本人突然戒嚴，我就待在青蓮庵邊上叔父開的雜貨店裡。
雜貨店在戒嚴後也要關門，叔父把門闆上起來，隻留了一個小孔。當時是夏天，街上一個人也沒有。我們正對面是一個老虎竈，因為戒嚴後不能在路上走動，因此路上的一個20歲左右的年輕人就在老虎竈邊上等。過了一會兒，這個年輕人看街上沒人，就想問我叔父買包煙。我叔父向他示意那邊有日本人，但他沒有看懂，就跑了過來。他還沒有站穩，日本人就朝他打槍。所幸子彈打在了牆上，沒有傷到他。但在當時，即使日本兵打死了人，也是不用負任何責任的。這個人當時吓壞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趕緊跑了。
1940年，饒神父去了武漢、南京，後來回國，我父親與他的聯系就少了、中斷了。但是饒神父與他的人道主義精神，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裡。這樣的精神超越了地域和國界，難能可貴。
不敢和日本人搶水喝
口述/餘阿姣（100歲）
從豫園管理處往弄堂裡走100來米，就是安仁街，這裡曾是南市難民區的一部分。
100歲的餘阿姣就生活在這裡。路過的老人小孩都會叫她一聲“阿婆”。老人思維依然清晰，叫得出弄堂裡每個熟人的名字。“1937年，我就住在這裡，知道有個神父，人很好。”
整條街都成了施工現場
1915年農曆十一月初九，我出生，今年有100歲了。我出生在安仁街81号，3歲的時候搬到了安仁街161号，算起來，我在安仁街幾乎快居住了一個世紀。
我小時候，家裡是做生意的，爸爸在山東南路問别人借了一間房子，開一家賣筷子的店。當時爸爸是店裡、家裡兩頭跑，店裡要顧，家裡也要顧。有時我也會去店裡幫忙，跟着爸爸一起兩頭跑。
那時候，安仁街非常安靜，鄰裡之間也都互相照顧。然而，到了1937年，日本人來了，直接把我家住的地方封鎖起來了。後來，日本人把我家這邊的房子炸了，又重新改造。他們把很多兩層的樓房加蓋一層，整條街都像施工現場，根本沒有路可走。日本人還在路口造了鐵門，平時有日本兵拿槍把守，一開門日本兵就會用槍打。
整個安仁街都被封鎖了。
1937年11月南市難民區成立，安仁街被劃分在第二區，出入口依然被日本兵封鎖。
我們這個難民區第二區，根本沒有自來水，隻有幾口井，所有人都隻能靠井水過活。日本人也需要用水，他們也來提井水，我們哪敢和日本人搶水喝？所以有的時候就好幾天都喝不上水。
難民區裡也沒有飯吃，街口有扇門能通往十六鋪，我就穿小路逃出去，買一點魚、買一點米。有一次回來時鐵門被日本人鎖掉了，我回不去，隻能住到我叔叔家裡，我叔叔住在新城隍廟（現今的連雲路延安東路金陵西路之間的48路公交終點站附近）。我在他家住了兩夜，終于又等到了鐵門打開，才回到難民區裡。
按照當時難民區的情形發展下去，很多人是會餓死的，但有個好心的法國神父，一直在接濟難民，定期送些吃的過來，很多人才維持着活下來。
當時的生活非常苦，實在無奈，我就和爸爸逃到了甯波鄉下。但是媽媽因為行動不方便沒逃掉，還住在那裡。我們逃到了甯波後，在那邊借了房子住下來。
夜裡不敢開燈
雖然名義上是“安全區”，但難民區裡的日本兵也經常胡作非為。
那時，媽媽在家非常害怕，晚上哪個房間有燈開着，日本兵經常會把那個房間的玻璃窗敲掉。我媽媽就一個人躲在房間裡，夜裡不敢開燈，隻能偷偷用油燈。吃的喝的都靠饒神父的救濟過活，很不容易。
之後的幾年時間，我都在甯波生活，根本沒有家裡其他人的消息，但難民區的生活，我卻一直不能忘記。
那麼苦，中國人都堅持着；那麼難，還有善良的人幫助着我們。
難民區裡的小姐妹
口述/王曉梅（85歲）
“東洋兵要想到上海，幾十隻兵艦開到黃浦灘。‘八·一三’東洋兵沖進閘北來，殺我伲老百姓、炸我伲火車站。我伲老百姓大家要拼命，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東洋兵……”85歲的王曉梅說，這首童謠曾經她身邊的每個小夥伴都會唱。
任曉梅住在豫園街道南王醫馬弄，“1937年日本人進上海時，我隻有7歲”。
必須向日本兵點頭鞠躬
我父母是浦東人，爸爸出生在三林塘，媽媽是川沙人。他們結婚之後就搬來了南市區，就在南王醫馬弄弄堂對面開了個裁縫店做衣服。
我6歲的時候，就開始跟着姐姐在外面做工。為了生計，我們還去虹口日本人的軍衣廠裡做過，待遇不好，上班沒有工資，隻是有時發點赤豆、蠶豆。當時，人們出行根本沒有交通工具，我們都是走到虹口區周家嘴路上班，所以經常全身酸痛。
7歲那年，我剛剛上了半年學，日本人就打來了。我還記得有位鄰居和我媽媽說：“要打仗了，你們家裡孩子多，快點去逃難吧！”雖然我們離法租界很近，但裡面根本沒有房子住，我們隻能逃到當時相對安全的浦東親戚家。親戚家的糧食連他們自己都不夠吃，所以住了沒幾個月我們就又回到了南王醫馬弄的家裡。
後來，我從小長大的這塊地方就成了難民區。我記得當時方浜路南面就是由日本人占領的，知道日本人要來的消息後，住在那邊的人也都逃掉了。當時日本人在方浜路設立了一個崗哨，有日本兵帶槍守衛。路經此地，必須向日本哨兵問好、點頭鞠躬，如果戴了帽子還必須先要把帽子脫掉。如果忘記脫帽，就會招惹到日本人，日本人會用槍瞄準你，或者往你頭上澆冷水。大家都很害怕，因為我那時候還小，不懂事，所以還敢走出來，我姐姐比我大幾歲，就不敢出來了，怕被日本人抓走。
打開洋傘接饅頭
那時，很多難民聚集在這條弄堂裡，我和我的姐姐、妹妹住進了難民收容所。我的父母年紀大了，睡不了地鋪，所以住在了家裡。
當時我們都知道有位饒神父，聽說這位神父人很好，一直做好事，幫助中國人。在收容所裡，吃變得非常困難，基本沒什麼東西吃。城隍廟附近有家茶館叫得意樓，經常救濟難民，免費供粥給難民們喝，據說這就是饒神父推動的。我們每天早上拿一個很大的碗去喝粥，還能領到一些青菜和蘿蔔。一天也就這一頓能吃飽，到了晚上再自己想點辦法。有時候，我還和我姐姐走到漕河泾買點米背回來，一袋米是16斤，要是在路上先賣掉一些，還能賺點錢。
在東新橋那邊（今浙江南路人民路口），還有些法租界的好心人特意做饅頭給難民們吃。饅頭一個個遞進來太慢了，所以他們就往難民區裡嘩嘩地扔進來。我們姐妹一獲悉開始扔饅頭的消息就沖過去撿，但我們還太小，一次拿不了多少，又不敢在人堆裡擠。後來，我們想了個辦法，去撿饅頭的時候帶上一把洋傘，在接饅頭時把傘打開，就可以多接到幾個饅頭，否則不夠吃。
喝水倒沒什麼問題，門口斜對面就有一口井，弄堂口也有井。因為井水喝起來有點鹹，所以主要用于洗衣服、洗菜。有的地方自來水還要買的，一個銅闆一桶。但後來這些井都被填掉了。
難民收容所裡面也是有學校的，是一所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小學，學費非常便宜。我就是在那裡讀書的，我姐姐在這所小學讀到了四年級。在打仗的時候，學校也是開着的，也有人去讀書。現在回想，在那種環境下，還有上學的地方，真是不容易。
難民區也有小醫院
到現在，一提到日本人，我還會想到那可怕的一幕幕。記得有一次，我們鄰居家的阿公沒有對路口的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嘩地沖過來就朝他額頭開槍，好在子彈沒打着，打在了牆上，他幸運逃脫了。
日本人還在這邊強奸婦女，平時婦女都不敢出來，怕被日本人“抓花姑娘”抓走。當時在我們弄堂口就有一個姑娘被日本人強奸了。
當時還有日本飛機轟炸，我家這邊沒有被炸到過，其他地方有。我有一個堂哥，住在南市。有一次轟炸，炸彈掉下來，我堂哥的頭部受傷了。我們看到他當時捧着頭，就問他怎麼了，他說是頭被彈片打破了，于是跑到對面一個紅十字會去包紮傷口。這個紅十字會醫院是在我們難民所裡面的，平時也都開放，不收費。
難民區也有小醫院，但是醫療水平實在有限。當時我的一個小妹，手上生了一個疖，發高燒，就去醫院看，但是大概由于醫院裡的醫生技術不高，那個疖還沒熟就開了一刀，結果炎症越來越嚴重，後來我媽媽送她去看中醫的時候，在黃包車裡過世了。
那些建築那些路，無聲的講述
■本報記者 沈轶倫 制 圖 柳友娟
旦華小學
大境路15号為今天的上海市實驗小學。在“八·一三”事變後，這個當時是旦華小學的所在成為國際救濟會的辦公場所。該會由上海華洋義赈會、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上海青年會、中國紅十字總會等慈善團體聯合設立。在旦華小學，救濟會負責向附近的難民發放糧食。救濟會成員在饒家駒區四周各個路口豎立旗幟，旗幟上有大紅十字及國際救濟委員會的中英文名稱。工作人員也一律佩戴同款袖章。
大境路福順收容所
大境路上私人設立的福順收容所起初收容了約300多名難民。但很快人們發現此所所長、擔任饒家駒區内第七分區的負責人任希彭克扣難民糧食、奸淫婦女，其子無惡不作，竟然偷盜難民區内居民的家具以及死屍的棺木斂衣。饒家駒調查認定情況屬實後，通知警察局南市分局将任氏父子拘捕。事發後，在其家中搜出赈米、赈衣和綢布棉被百餘條。
災童醫院
慈安産科醫院
最初，難民們的腳氣病嚴重，由上海國際紅十字會擔任難民給養後，科學調整了膳食，加入了黃豆、整麥或蠶（扁）豆，腳氣病人數量日益減少。難民區成立半個月後，區内馬上設有3座難民醫院，還專設一座産婦醫院和一座災童醫院（安仁街9号，今已無）。
方浜路
今日熙熙攘攘、商鋪林立的方浜路，1937年曾是分隔生死的界線。界線外是日本軍隊荼毒生靈的戰場，界線内則是30多萬難民獲得963天喘息的“中立區”。帶刺的鐵絲網，圈起了以人民路、小東門、方浜橋和方浜路為界的區域。中方稱此為“南市難民營”、日軍稱之為“支那難民收容所”，最後，名稱得到了最名副其實的稱呼——“饒家駒區”。建立的第一天，就收容了2萬餘難民。
民國路
民國路（今人民路）的東北西均為法租界。當時，因為渴望湧入租界得到庇護，大批難民滞留此路。露宿街頭的難民，慘狀異常，成年人每日凍餓死者超過百人，兒童每日死亡約200人。法租界當局沿路裝上鐵栅欄和鐵絲網，軍警站崗放哨阻止難民進入租界。饒家駒區成立後，難民終于得到了救濟和安身的去處。但日軍雖然表面上承認饒家駒區“不會受到武力攻擊”，實際上一直對此觊觎。
城隍廟
戰亂中的城隍廟真正承擔起了庇佑一方百姓的責任。位于方浜中路249号的城隍廟大殿，成為1937年秋給難民和居民發放大米的場所。難民區内建立了票證系統，所有貧困難民都享有獲得口糧的權利。境況好的時候，每人一天能領到6
梧桐路137号老天主堂
難民區内不僅有生存的掙紮，也有生活下去的努力。公共租界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
豫園
饒家駒區成立後，豫園内擠滿了難民。觸目所見，遍地哀嚎。今日風光如畫、遊人如織的走廊和九曲橋上，當時都收容着難民。從人間美景頓時成為人間煉獄，戰火中的故土令人痛心。清末豫園敗落後，城内個個行業集資修複，故此豫園允由出資修繕者使用，因此許多行業公所落戶豫園。一夕戰火襲來，行業公所也紛紛開放。豫園内鐵業公所、糖業工會、豆米業工會分
饒家駒辦公地點
饒家駒每天都出現在南市難民區内。一次，有人站在高處分發饅頭，幾十個饑腸辘辘的難民一哄而上。饒家駒推開那些饑餓的手，要求他們要排隊領取。看到向來溫文爾雅的神父大聲訓斥，被斥的難民絲毫不動怒，他們知道這個外國人是來幫助自己的。他的口袋裡總有糖果，會分給難童吃。一次站在交界線上，神父的黑色法衣被飛來的彈片撕開了長長的口子。還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槍頂着他，但他毫不畏懼。在饒家駒神父的支持下，難民利用黃浦江在夜晚仍能通行的特點，組織甯波和蘇北籍貫的難民回家。許多難民，後來都加入了抗日武裝隊伍。
封面下圖、本版最左最右圖
和饒家駒肖像均
桑麟康 繪
一位傳奇女子的抗戰行動
■本報記者 陳俊珺
在記者對南市難民區進行尋訪的過程中，一個名字一次次出現在不同受訪對象的口中、浮現于一紙紙泛黃的資料裡。
她就是國際第一難民收容所總幹事黃慕蘭，這位傳奇的女子是饒家駒難民區營建的重要推動者、參與者、親曆者。
現居杭州的黃慕蘭，還有兩個多月，就将迎來她109歲的生日。她的女兒陳大中說：“母親雖然小病小痛不斷，但精神很好，隻要聊起抗戰的事，總是很興奮。”
1937
在營救與護送中度過
1937年7月，戰火肆虐，上海周邊地區近70萬難民向租界湧去，他們扶老攜幼，饑寒交迫。
位于馬斯南路也就是今天思南路的原震旦大學操場上，搭建起了數個大竹棚，每個大棚能容近400人，這裡就是上海國際救濟會的第一難民收容所。
竹棚雖然簡陋，但基本的生活設施卻很齊備，爐竈、廁所、醫務室、病房、收容所辦公室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條。
随着難民源源不斷地來到這裡，這一方操場，成了上萬人的避風港。
在這個避風港裡，作為難民收容所總幹事的黃慕蘭，終日忙碌着。
黃慕蘭出生在湖南浏陽，他的父親黃穎初曾與譚嗣同等人一起被并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期間的“浏陽三傑”。
19歲那年，黃慕蘭就加入了共産黨，在漢口參加紅十字會的救助工作，并擔任漢口婦女部的部長。
1929年，她被秘密調往上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兼機要交通員，曾參與營救過周恩來、關向應等中央領導人。
抗戰爆發前，黃慕蘭決定改名黃定慧，家人很不解：難道你要做尼姑嗎？他們并不知道，改名定慧是為了以宗教、尤其是佛教名義掩護黃慕蘭開展地下工作，秘密營救獄中的同志。
1936年冬天，上海發生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國民黨串通上海巡捕房，以“危害民國”的罪名，秘密逮捕了沈鈞儒、鄒韬奮、李公樸等七位愛國志士，黃慕蘭的丈夫陳志臯參與了律師團，義務為七君子辯護，而黃慕蘭則積極推動七君子的營救工作。
除了這次舉國關注的營救，黃慕蘭和丈夫還先後參與了不少愛國人士的營救工作。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上海淪為了“孤島”。宋慶齡、沈鈞儒、鄒奮韬、郭沫若等抗日救亡團體領導人必須分批秘密離開上海。
由于日軍已經封鎖長江口，為掩護他們安全撤退，黃慕蘭和丈夫陳志臯等人向抗敵後援會建議，請饒家駒神父與日軍司令部打交道，以撤退難民的名義要求放郵輪進來，且沿途日軍不能開炮攔擊。
當時日本尚未與英、美、法宣戰，他們答應了饒家駒的要求。
臨行前，饒家駒建議，為确保人員的安全，不要在碼頭開盛大的歡送會。負責送行的，隻有黃慕蘭一人。
當年11月27日，望着老老小小一船“難民”成功撤離上海，黃慕蘭的心這才安定下來。此時，又有一項複雜而艱巨的工作懸在她的心頭，她牽挂的，正是國際第一難民收容所。
秘密發展黨員
掩護他們投奔新四軍
“八·一三”前夕，在法國天主教神父饒家駒、陳志臯等慈善界人士的推動下，上海國際救濟會誕生了。這個救濟會聚集了當時上海各界反法西斯人士，他們中有天主教、基督教，也有來自租界工部局的力量，盡管他們的身份不盡相同，但在黃慕蘭看來，大家救助難民的意志卻是一樣堅定，因此結成了暫時的同盟。
第一難民收容所先後一共接納難民達4萬人次，這麼多人的給養是一大難題，除了一部分由工部局的納稅華人負擔外，其餘的都由華洋義赈會來解決。
随着難民的增多，糧食供應一度成為困局。
在一次國際救濟會的會議上，委員們正在商量是否要再度削減糧食供應。黃慕蘭急了，她說：“在座的先生們、太太們，你們每天吃的是雞蛋、水果，甚至還有牛排，面包少吃點，不會餓肚子。但看看難民們，他們每天隻是兩餐稀粥、一餐幹飯，如果減為三餐稀飯，你們怎麼忍心？”
不久，為了減輕糧食供給的負擔，國際救濟會向租界當局提出，動員各收容所裡的青壯年難民返鄉生産。這次動員一方面是為了解決難民所的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則使收容所裡悄悄成長起來的抗日進步青年有了投身抗日的機會。
在難民收容所的工作人員以及難民中，潛伏着不少中共黨員，他們有的是從獄中被釋放來到這裡，有的則是受上級指示來開展工作。收容所建立不久，一個黨支部就悄然建了起來。
據黃慕蘭回憶，當時的上海國際第一、第二難民收容所，以及由趙樸初所代表的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濟會的50多個難民收容所，成為了黨的特殊群衆工作陣地。黃慕蘭也在收容所的工作人員和難民中秘密發展了一批黨員，鼓勵他們參加新四軍。
在黨組織的周密安排下，這批新黨員接受了短期集中訓練并進行了身份登記。最終，組織決定由八路軍的劉少文和新四軍的李一氓負責集訓和輸送。
國際救濟會向當局提出，“為了減輕上海的糧食負擔，收容所裡的青壯年難民返鄉生産”。這一提議很快就獲得了法國的駐滬參贊夫人的附議，并在工部局會上獲得通過。
人能出租界了，那遇到日軍怎麼辦？黃慕蘭請饒家駒出面，請他向日軍司令部交涉，要求日軍在難民返鄉途中不得阻撓，保證他們的安全，日軍同意了。
為了保證從水路撤離的“難民”能安全離開，黃慕蘭又想辦法租用法商輪船，并在船上挂起紅十字旗幟作掩護。
看到救護包
就會想起黃慕蘭
在參加新四軍的難民們動身前夕，黃慕蘭在自己的家中為他們開了一個秘密的歡送會。
那晚的情景她70多年後依然記得：她把臨别禮物一一遞到年輕人手中，那是一個紅十字會的救護包。黃慕蘭對他們說，明天起，你們就要抗日殺敵，報國仇家恨！
解放後，曾經送這批年輕人參加新四軍的老黨員戴映東告訴黃慕蘭，當初從難民所走出去的這批年輕人有的在抗戰中立了功，有的還當上了司令員，還有許多人壯烈犧牲了。現在，隻要看到這個救護包，
他就會想起難民收容所，就會想起黃慕蘭。
難民區裡的“解放區”
■本報記者 任春 口述/周克（99歲）
在“那個時候，正年輕啊。我們與難民同吃同住，工作起來，不分白天黑夜。講抗日消息、講時局、宣傳教育、組織動員……難民所裡，就像個小小的解放區！”
回憶起3年多在難民所中工作的日日夜夜，原上海市委組織部長、99歲的周克老人，仿佛又回到了風雲滾滾的青春歲月。
難民吃什麼
我們吃什麼
1937年下半年，我接受黨組織的安排，與我哥哥朱啟銮一起參加難民工作黨委，擔任宣傳委員，改名周新民。後朱啟銮調離上海，1938年8月，我接替湯镛任難民黨委書記，一直到難民工作最後結束。可以說，我參與了難民工作的全過程，這也是我第一次從黨組織那裡接受一項全局性的群衆工作。
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在四馬路仁濟堂設立了救濟處。趙樸初同志是收容股主任。我們就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員。
開展難民工作，首先便要急難民之所急，想難民之所想。
難民逃進租界後，開始隻能待在馬路上，吃了上頓沒下頓，很凄慘。戰争爆發以後，租界裡商店基本上處于半停業狀态。飯店不開門，旅館沒人住，影戲院也打烊了，學校裡沒人上課……于是我們組織大家，帶着難民打開電影院、學校、旅館的大門，安頓難民們住進去。電影院裡的座位、戲台，學校裡的課桌上，幾乎能落腳的地方，都睡滿了人。
我們的工作人員也一樣，跟難民一起因陋就簡，什麼地方都能睡。我那時自己有個臨時住所，是個亭子間，最多一晚上，有十幾個同志一起“湊合”。
吃的方面，我們安排了同志幫着慈善救濟會一起給難民濟粥送飯。難民吃什麼，我們跟着吃什麼。真正叫同吃，同住，同工作。
回想起來，那時條件那麼艱苦，但好像大家渾身都是勁，幹起工作來，不分白天黑夜。
外面看是租界
裡面像個小解放區
難民區開展工作，事情很雜，包括登記難民名冊、安頓難民生活、發放食品、搞公共衛生等。
當時難胞們整天蹲在難民所裡，沒什麼工作可幹，我們便抓緊時間，在各大難民所裡，開展一切形式的抗日宣傳。
那時，有不少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的團體都到難民所裡來了，非常活躍。救亡歌唱隊、演劇隊，還有各種短期的遊擊訓練班和救護訓練班之類的。我們通過在難民所的工作，向社會号召，希望大家都來捐贈衣、物、錢，實際上是在展開廣泛的社會統戰工作。
此外，我們在難民區裡做了大量細緻的管理工作。難民工作黨委第一任書記朱啟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規範了所有難民收容所裡的組織，在他的提議下，每個難民所裡都設立了主任，或者一個副主任擔負主管責任，下面設管理組、教育組、财務組；管理組下面還有辦公室、總務、糾察之類。
每個收容所下面都從難民中挑選出壯丁組成三個隊，一個叫糾察隊，維護所裡的秩序、防火、防竊、門衛保安等；第二個是給養隊，負責運糧食，發放糧食，發放衣、物、被、藥等；第三個是衛生隊，負責所裡的衛生打掃，處理難民們的大小便。我記得那時候很多所裡都沒有糞缸，而大小便則要随時處理，否則容易引起疫情。
我們把一些積極分子、骨幹分子都組織進糾察隊、給養隊、衛生隊中，加強難民工作管理。後來在這批人中，出了很多黨的領導幹部。
在衆多的難民所裡，群玉難民所、工華難童收容所、慈願難民所這三個所的工作頗有特色。我記得慈願所的“小茶館”聯誼工作很有趣，到了規定的時候，工作人員自己帶點碎茶，所裡的老先生、婦女、小孩子們都可以去說書場一道聽書、“嘎山胡”（上海話：聚會閑聊）。說書場其實就是一個臨時搭起來的大草棚子，說書先生也是進步人士，經常挑些《嶽飛傳》等愛國故事，激勵大家的革命熱情。那時，我的夫人丁佩瑜也常在棚子裡給難民們讀報、講時事、講抗日消息。每個星期，說書場都有一次大活動，場面非常熱鬧。外面看着是租界，裡面其實像個小小的解放區。
移民墾荒“臨時家庭”巧過關
當時皖南新四軍軍部曾對提出了一個要求，能不能輸送一些青壯年幹部或者革命積極分子到新四軍去，充實力量。江蘇省委将這個任務，落實到了難民工作黨委的同志身上。
人員不是問題，聽到要去新四軍的消息，難民所裡的青壯年積極分子都十分向往，一些黨員也積極要求前往。
運送途中，隐蔽身份成為一大難點。第一批從報名者中選出的700多人，首先其難民身份不能令租界當局産生懷疑，否則第一關他們就不會放行；接下來要過日本兵把守的關，租界周圍都是日本人統治着，吳淞口更是被日本軍隊把控着，一旦他們對這批難民的身份生疑，危險自不待言；第三關是這一行人到達目的地，必經國民黨控制的地區，當然也不能讓他們發覺此次移民的真正意圖。
趙樸初決定用“移民墾荒”這個理直氣壯的口号——不能讓難胞們都閑置在難民區裡吃救濟，難民區裡也養不起那麼多人，所以要開赴到後方去墾荒，并決定由朱啟銮帶隊。
這樣正當的理由，連租界當局都覺得是幫着他們疏散了難民，便爽快地答應給這批難民放行。
考慮會途經日本兵控制的地界，我們想，移民墾荒的隊伍中如果沒有婦女、老人和小孩，隻有清一色的壯漢，肯定會引起日本人的疑心，恐難過關。所以經過細緻的溝通工作，在主動表示願意去軍部的老人、婦女和孩子中挑選了一批，和部分“主力軍”組合成“臨時家庭”。事後證明，這個家庭組合形式的障眼法，果然奏效，大大提高了首批“移民墾荒”隊伍的安全性。
出吳淞口前，湯镛等30多位帶隊黨員“潛伏”在700多名難民積極分子中，時刻警惕着事态的發展。當船一出長江口，全船頓時活躍起來，抗日的歌聲此起彼伏，一船人都在熱烈暢想着未來的生活。
在溫州登岸後，難民們分成12個大隊，分别由黨員骨幹帶領，經青田、麗水，到達金華。到達新四軍軍部所在地雲嶺前，還要經過好幾個國民黨縣政府，必須和縣長們打招呼，給難民們提供食宿供給。
當時負責聯絡的是丁公量同志，他那時是新四軍軍部的交通員。憑着一張“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交通股”的名片，丁公量機智地與那些國民黨“縣老爺”們斡旋，施壓有術，妙語不斷，比電視劇裡的情節還要精彩呢。
終于，一個個關口，順利拿下。難民們得以在沿途麗水、壽昌、歙縣、岩寺、太平等地就地休養，再繼續翻山越嶺跋涉，終于安全到達了雲嶺。
令人格外欣慰的是，700人曆經近一個月的“移民墾荒”，繞道浙江，連過租界、日本兵和國民黨三道關卡，跋涉中沒有一個人掉隊，其中包括40多名年齡不到16歲的孩子。此後，我們又運送了第二批、第三批。
記者手記
銀白相間的頭發，梳得紋絲不亂。灰色的拉鍊衫，熨得平整清爽。
沒有拐杖，不見輪椅，99歲的周克老人，站在灑滿春陽的客廳裡，微笑着，迎候我們。
并沒有按着事先準備的提綱，老人尋着自己記憶的深淺，回憶着他在上海組織難民工作的幾個重要節點。
3年多的難民工作，情勢複雜，境況多艱。
講到激動處，老人的雙手在空中揮動着，仿佛在幫着他一起用力，回到那段令人驚心動魄的歲月；講到心酸處，老人停下來，伸手慢慢地将茶幾上的白色紗布手帕取過來，捏在手裡，捏了好一會兒；講到興奮處，老人的眼睛裡，閃過青春的光，迸出激越的火。
一個多小時的連續叙述，對一位99歲的老人來說，不啻是一場馬拉松。
臨别，他不忘叮囑記者：“别把我個人寫得太高了，你們小年輕是沒經過那段日子，覺得很了不得。真生在那個年代，遇到過哪怕再多的動蕩和苦難，許多同志都是憑着對黨的信念，憑着對抗日必勝的信心，憑着一股子革命的勁兒，咬咬牙，都挺過來了。我，隻是其中的一個。”
近一個世紀的革命風雷，在老人從容的語調裡，轟烈着，于無聲處。
記者手記
難民區成了黨的另一個“根據地”
潘光：潘達（潘大成）之子，上海社科院研究員、上海市世界史學會會長。
■本報記者 顧學文
“多救濟一個難民，即為民族多充實一份力量；能減少敵人蹂躏一個同胞，即為建國多保持一份元氣。”
難民區裡共産黨人喊出的這句口号，激勵了很多人。
為了幫助掙紮在死亡線上的難民，也為了給革命儲存力量，難民區裡成立了黨支部，憑着一顆真心，地下黨員們把難民區建成了黨的另一個根據地。
“我父親手中就送出去了不少。1938年春節前後，50多名青壯年被送到浦東參加遊擊隊；夏天，又有400多難民被送去皖南。在此前後，還有幾位直接去了延安”潘光說。
地下黨員
是他們的另一重身份
潘光的回憶，從
同一天，他的父親、《大晚報》記者潘達，報名參加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協會同志關照他：“今晚七時，你去辣斐德路X号（今複興中路上海電影院舊址），找
當晚七時，潘達到了黃定慧家。
簡單交談後，黃定慧問潘達：“你搞難民救濟工作行不行？”潘達同意了。
震旦大學操場上已經有了兩個用竹子搭起的大棚。棚子，還在繼續搭；難民，還在繼續收；管理機構，尚在建立中。
管理機構也有了：饒神父任所主任，黃定慧丈夫、律師陳志臯任副主任。黃定慧以總幹事身份，任命潘達和姚潛修為副總幹事。一個月後，姚潛修離開。1938年春節後，改由潘達負責全所一切事務。
在國際一所開展難民救濟工作的潘達，暗中急切地尋找着什麼。
原來，中共地下黨員，是潘達的另一重身份。
而實際上，在國際一所工作、和潘達擁有同樣身份的還有陳烈源（陳東華）、陳一（周康）、岑聞、潘明、沈濤、徐克強等。
但當時，黨員之間并無組織聯系，彼此并不了解對方的政治面貌。
因為，自1935年後，中共上海中央局多次遭受破壞，幾近覆滅。經過艱難重建，1937年11月上旬，經中共中央批準，正式成立了新的江蘇省委。根據當時的形勢和任務，江蘇省委決定，在上海不再按地區建立區委，而按不同系統分别建立工人、職員、學生、文化、難民等委員會，實行垂直單線領導。
“難委”就是這時成立的。1938年初，潘達與“難委”取得了聯系。
在主持難民救助工作的同時，潘達一直在暗中努力重建黨支部。1938年6月，國際一所率先成立黨支部，沈濤為支部書記，徐克強、陳烈源和潘達為支部委員。此時，所内黨員面貌全部清晰，共27人。
國際一所黨支部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其他難民收容所的黨員。
黃定慧曾回憶，慈聯會（慈善團體聯合會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的50多個難民收容所和國際一所、二所，“成為黨的特殊群衆工作陣地”。
把難民所領導權掌握過來
“難委”在上海難民工作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在國際一所特别突出。
“八·一三”前後，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的劉少文便通過黃定慧和陳志臯，與饒神父建立了聯系，協助饒神父建立國際一所。“難委”領導人周克、黃浩等也給予指導和支持。因此，中共黨員在國際一所中的力量最強大。除黃定慧和潘達兩位所領導外，教導組組長蔡磊，收容組組長沈濤，骨幹魏瑞英、吳永清、沈昭明等均為中共黨員。
共産黨在難民所開展工作，不止于國際一所，也不止于饒家駒安全區。
“八·一三”淞滬抗戰後，難民成批逃進租界。據當年 《立報》所載，1937年10月初，上海的難民不下130萬人。他們露宿街頭，缺衣少食，掙紮在死亡線上。
難民工作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
“多救濟一個難民，即為民族多充實一份力量； 能減少敵人蹂躏一個同胞，即為建國多保持一份元氣。”
這句口号，道出了黨對難民的階級情：難胞們來自戰區，親眼看着家園被毀，親人被殺。這些苦難的群衆，既需要關心和救助，但同時，懷着國仇家恨的他們，也是一支巨大的抗日救亡的儲備力量，是黨要争取的有生力量。
但共産黨對難胞不抛棄、不放棄，繼續開展難民救助工作。
“張聞天和毛澤東當天就指示潘漢年、劉曉，要求上海地下黨立即将工作重點由單純整理黨組織，轉到組織領導各界民衆支援前線抗戰的戰略部署上來，要求将黨組織的重建工作與領導群衆抗日救亡運動結合起來。”潘光介紹說。
難民收容所，成為當時重要的工作陣地之一。但要開展工作，先得進入“陣地”。
潘光說，父親曾經告訴他，當時地下黨主要通過兩個渠道滲入各個難民所。
一是通過
二是在饒神父的默許下，黃定慧和潘達不斷地把黨員和革命積極分子，吸納入國際救濟一所、二所、三所和四所，以及後來成立的五所、六所。
同時，抗戰爆發前後，經過鬥争，國民黨釋放了一批關押的中共黨員，其中很多人被暫時安頓在難民收容所裡。
“到1938年底，黨在全市21個收容所建立了黨支部和1個黨總支。到1939年10月前，又在另外5個所建立了黨小組。領導機構先後有5屆，即4屆‘難委’和最後一屆的難民工作總支。1939年冬，‘難委’改為總支。周新民（周克）代表省委聯系總支。”潘光報出的這些數字，便是日後燎原的星火。
從1938年8月到1939年底，約一年半的時間裡，難民所黨員數量從“難委”初創時的30名發展到了390多名。當時，能夠集中如此規模的革命力量的單位不多，更重要的是，他們大部分掌握了難民所的行政領導權，大多數難民所的正副所長，都是黨員。
黨員身上長滿“革命的虱子”
“父親在世時，常說這麼一句話，‘在難民所裡發展黨員，争取人心，黨靠的就是一顆真心，沒有其他’。”這句話，像是用刻刀刻在了潘光的頭腦中。
真心何鑒？
首先是保證難民有吃有住。當時難民吃的是救濟飯：主食是用糙米、綠豆、赤豆、玉米混合燒成的，裡面都是石子，吃一頓飯，要花半天時間撿石子；所謂的菜就是鹹蘿蔔幹、鹹菜頭，有時是青菜湯。難民普遍營養不良，抵抗力下降，易得傳染病，死亡率很高。
針對這一情況，黨員們動腦筋求改善。在慈興難民收容所，他們向鐵業工會募捐2000元，每天為難民供給2000隻饅頭。後來又和國際紅十字會商議，争取到每人每天五合米、三合黃豆。又從鐵業工會募來大鐵鍋，并把原來每天2000隻饅頭改為相應分量的面粉，組織難民壘鍋燒水、和面蒸饅頭，使難民夥食大為改善。
住宿方面雖然很難改善，但黨員骨幹帶領難民搞衛生，滅蚊蟲，減少了疾病傳播概率。
潘達負責的國際一所是千人以上的大所，他和其他黨員想辦法在所裡設了10多張病床，小病不出所，大病送廣慈醫院，盡量讓難民有病能及時治。
各所黨員還組織難民生産自救。慈聯會收容所下設生産組，組長是職業界協會派來的黨員張一帆（張蓬），他帶領各所幹部四處遊說，從工商業主處争取到原料和加工業務，共計16個難民所組織了11種生産活動，制作手提袋、拖把、襪子等。
“國際一所開展手套、棉衣、擦鞋、縫紉等生産活動；二所開設木器工場； 六所開設成衣工場，後又增設縫襪、草織工場。三個所共有1379人參加了生産自救。”潘光說，這些父親生前都記得很清楚。
和難民同吃同住，交人交心，黨員們身上長滿了虱子、跳蚤，有黨員笑稱：“這是革命的虱子。”
難民們稱黨員為“先生”、“老師”，黨員把難胞們視為自己的小弟、小妹、阿伯、阿媽。有難胞說：“我伲做工，種田，日本強盜打過來，沒辦法，逃進收容所；你們放着家裡的好日腳不過，和我伲一道過苦日腳，真是菩薩心腸，好人。”
難民所裡 抗日歌聲不斷
黨的難民工作重點是抗日救亡宣傳。
宣傳内容“潤物細無聲”地滲透進識字、歌詠、戲曲等難民喜聞樂見的活動中。
例如教難童認識“中國人”、“小孩救國”等字，邊教邊問：“你們為什麼會進難民收容所？是誰害你們的？”
又如婦女班教材，其中有一課 《難民的話》 是這樣的：“現在家也燒了，當的當光，賣的賣完，幾天嘗不到飯的味道，肚子餓得咕咕叫，最可憐的是小孩，跟着我們受凍餓，書也沒有讀……這都是東洋人害的。”讀着這樣的文字，哪個難民的心不受觸動？
對一些有文化基礎的青年，黨員們輔導他們閱讀《西行漫記》《論持久戰》 等進步書籍和文章，并在課後組織大家寫感想、出牆報。如此艱難的環境下，有些難民所甚至組織起了讀書會，每一周或半月組織一次學習心得交流讨論會，有時還邀請進步學者、社會名流，來給難民做專題報告。
教育效果最好的是歌詠。歌聲能喚起人們的激情，且易學易會。一些民歌被填了新詞，如《馬燈調》：“八月呀十三，東洋兵打到上海灘。機關槍，手榴彈，大炮毒瓦斯，殺我同胞千千萬。”再如《蘇武牧羊》：“矮子想待上海，大炮隆隆開，飛機掼炸彈； 殺我老百姓，炸我火車站； 全國同胞團結起來，打退侵略者。”潘光還依稀記得這些歌詞。
許多難民本來就會哼這些曲子，配上的新詞，都是難民們親身遭受的，唱到動情處，常常歌聲、哭聲、怒罵聲混成一片。
一些革命根據地的新歌也開始傳入難民所，如 《大刀》《救亡》《義勇軍進行曲》《抗敵歌》《新四軍之歌》 等。一時間，難民所裡抗日歌聲不斷。“在‘孤島’上面有根據地，在租界上面黨也有根據地，根據地就是一個個難民收容所。”
“隻要有群衆的地方，我們就要去做工作，發展新黨員。有黨員的地方必然有黨的組織。”這是當時在難民所工作的黨員們的信條。
正邪不兩立
與流氓、三青團作抗争
黨在難民所的工作并非一帆風順，不斷受到幹擾。
當時有流氓冒充難民居住所内，不僅食宿由所内供給，還克扣難民給養，為他們白天在所外經營交易盈利。不僅如此，這些人還偷盜、敲詐、吸毒、強奸婦女，拐騙兒童給日寇當傭工。
“多年之後，父親和我說起這些時，仍是義憤填膺。”
比如泰利難民所，在方知達等黨員進入之前，該所實際為地痞流氓把持。
當方知達等黨員團結難民，趕走流氓後，這些人又勾結巡捕、漢奸、日本憲兵，繼續來搗亂，并控告方知達、吳南青等人是抗日分子。方知達他們與這夥人開展鬥争，同時組織青年難民成立警衛班，由黨員帶領，日夜值班，保證全所安全。
“地痞流氓還不是最棘手的，更棘手的是國民黨、三青團等頑固派的幹擾。”潘光說，“火熱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讓他們十分忌恨。彼此間爆發了尖銳的矛盾。”
但是，黨十分注意鬥争策略，力求有理有利有節，有效制止了他們的破壞活動。同時也在内部加強保密措施，保證組織安全。
一批又一批
為黨輸送新生力量
黨在難民所開展工作的三年，放手發動群衆，為黨大量輸送革命新生力量。
為将大批志願參加抗日的難民安全送往皖南新四軍，朱啟銮與趙樸初商議決定，租用外國輪船，經溫州，把人送走。
方案得到了新四軍軍部的同意，軍部也派來餘立金同志以到正大收容所當管理員為名，實際協助輸送難民工作。
大批人馬出行，首先要有合法名義。幾經商議，最後定為“移民墾荒”，并就此上報上海國際救濟會和國民政府。這種說法獲得了租界方面的支持，免費發放衣物、路費給被遣難民。
其次是聯絡交接工作。“難委”先後派焦明、朱啟銮提前一步去南昌、屯溪，與新四軍辦事處、中共東南局取得聯系，研究隊伍行進的具體路線，及與新四軍的交接方案。
第三是組織動員，對外宣揚是“移民墾荒”，對内則以秘密方式，個别動員積極分子去參軍。
最後，對參軍的難民，“難委”幫助他們做好家屬工作，安排好家庭生活，同時關照他們怎麼應對沿途各種盤問。
1938年8月，一條輪船駛離上海，船上是第一批700多名優秀青壯年、少年難民及部分黨員幹部。為了掩護，船上還安排了不少乞丐、流浪漢、老弱病殘。船到溫州，這些人員被另外安置，精銳部隊繼續由朱啟銮、湯镛帶隊，前往新四軍軍部。
緊随其後，又有了第二批、第三批，三次共為皖南新四軍輸送了1200多名青年，其中黨員80多名。這些人經軍部教導隊短期培訓後，被送到活躍于大江兩岸的蘇南、蘇北、皖南、皖北的各個武裝部隊，成為當時部隊軍事、政治、後勤、醫務衛生工作和機關工作中的骨幹力量。
“父親在世時，常說這麼一句話，‘在難民所裡發展黨員，争取人心，黨靠的就是一顆真心，沒有其他’。”這句話，像是用刻刀刻在了潘光的頭腦中。
教育不止，因為他們從沒放棄未來
■本報記者 徐蓓
“有了教育，這些兒童将成長為國家有用的公民。有了教育，各收容所的難民會變成有益于社會的人們。”這聲疾呼，發自現代著名教育家、上海國際救濟會難民教育委員會主任陳鶴琴。
在南市難民區，陳鶴琴和當時的不少有識之士富有遠見地意識到，難民問題不能光靠給吃給喝給衣穿來解決，更要有面向未來的眼光。教育則是重中之重，它關乎國家能否在挫折中再次站立，關乎人們能否走出困境走向明天。
生命不息，教育不止。教育家和難民區的人們，用行動為未來積蓄力量。
“原來父親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愛國、有正義感的教育家，但現在我對父親有了新的認識。”陳一心說，“他是着眼于未來，着眼于民族的未來、國家的未來，視野非常高。”
從醫病到醫人
被稱為中國“幼教之父”的陳鶴琴先生共育有7個子女，陳一心排行第六。
“父親總是微笑着的，他是一位慈父、嚴師和益友。”在陳一心的眼中，作為兒童教育專家的陳鶴琴對于孩子有着天生的喜愛。
陳鶴琴1892年出生于浙江上虞縣，家境貧苦。他從小熱愛讀書，後考入清華學堂高等科。1914年，他與陶行知一起，考取獎學金赴美留學。他原是想學醫的，但反複思考以後，覺得要挽救貧窮的祖國，必須從教育人做起，而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教育是國民教育的基礎。
“父親當時說，‘醫生是醫病的，我是要醫人的。我是喜歡兒童、兒童也是喜歡我的，我還是學教育，回去教他們好。’于是，父親下決心将自己的一生獻給祖國的教育事業。”
1918年，陳鶴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碩士學位後回國，任教于南京國立高等師範學校。1923年，他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實驗性幼兒園——南京鼓樓幼稚園，并主持起草全國幼稚園課程标準。
1925年“五卅運動”後，國内掀起了第一次革命浪潮，對帝國主義的聲讨此起彼伏，國人紛紛要求收回租界的教育主權。當時上海有兩大租界，一個是公共租界（由英國和美國的租界合并而成），另一個是法租界。公共租界裡的最高權力機構叫工部局。迫于形勢，上海工部局聘請陳鶴琴出任華人教育處處長，主持華人教育工作。1928年9月，陳鶴琴來到上海赴任。
在此之前，上海租界裡的學校以教會學校為主，一般都是由外國人當校長。而在陳鶴琴任職的11年間，他先後創辦了工部局東區、北區、西區等6所小學（均附設幼兒園），1所女子中學，以及工人夜校、簡易小學等，這些學校，都是由中國人當校長。同時，他在學校中大力推行具有民族精神的科學性的教學實驗，親自編寫各類愛國主義教材和課外讀物。
“我記得上小學時，原來學校裡不能升中國旗的，後來經過我父親的交涉，學校裡每天都可以升起我們自己的旗幟了。”陳一心自豪地說，“我父親為中國人争得了教育主權，他是一位有正義感的愛國教育家。”
陳鶴琴的疾呼
陳一心至今仍清楚地記得自己6歲時站在自家樓房陽台上看到的一切：“日軍的飛機輪番向地面俯沖，機翼上塗着大大的太陽旗，隆隆的轟炸聲震撼着大地。”
他拿出一本厚厚的圖片資料，指着其中一張照片說：“你看，這是在南京東路外灘，有人被炸得橫屍街頭。僅
陳一心在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閱覽室查閱到一份檔案史料，即1938年刊布的《上海國際救濟會六個月工作報告》，檔案自
在這份曆史檔案中，還有一幅“上海國際救濟會組織系統”示意圖，從圖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上海國際救濟會常務委員饒家駒同時兼任難民救濟委員會主任，他與難民教育委員會主任陳鶴琴，其實是真正的同事與國際友人的關系。
當時在上海有許多救濟機構對難民進行收容和救濟，除了上海國際救濟會，較大的機構還有由上海民間慈善團體組成的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簡稱慈聯會），陳鶴琴也在其中擔任難民教育委員會主任，劉湛恩（滬江大學校長）任副主任，朱啟銮為教育組長，他們實際上領導着數百個難民收容所的難民教育工作。
1937年11月初，國民黨軍隊退出上海，日軍占領了除租界以外的市區，租界成為“孤島”，更多難民擠在租界鐵栅欄外等待進入。
陳鶴琴曾這樣描述難民收容所的情形：“現在他們（指難民）都集中在難民收容所裡，除了吃飯、睡覺之外無事可做。”
陳鶴琴開展難民教育的初衷，是基于國家的前途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正如他在《上海的難民教育》 一文的結語中疾呼：“最後我必須聲明，現在難民的情形實在是為難民服務和謀幸福的良好機會。在人口密集的收容所裡，整千整萬的難民預備受教育。有了教育，這些兒童将長成為國家有用的公民。有了教育，各收容所的難民會變成有益于社會的人們。”
鐵罐為凳硬紙為桌
雖然處于非常時期，但在陳鶴琴看來，對于難童的教育，永遠是置于第一位的。而且，他始終沒有放棄将兒童培養成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教育目标。
難童教育學習的課程是如何安排的？教材又有哪些呢？
據陳一心從上海圖書館查到的上海國際救濟會簡報，上面所記頗詳：“本會所屬各收容所之教材與課本，國語采用兒童書局出版之兒童國語課本，算術采用商務印書館出版之複興算術教科書，常識采用自編常識綱要，唱歌采用大衆歌集……兒童教育班之學級編制，依照小學六年制組織，在第五所中設幼稚班。教學方法大體均用班級教學法，各級編定日課表，按時上課，時間自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各所教學時間，每節自30分鐘至40分鐘不等。”
對于難民中6～16歲的兒童，不分性别，根據程度分班，免費提供課本和文具用品。由于難民收容所人滿為患，十分擁擠，沒有适合的教學場地，兒童們上課隻能坐在地上或站着，陳鶴琴和難民教育委員會成員就出面到附近小學借教室上課。同時，他們還因地制宜組織兒童們自己動手創造學習條件，如用裝餅幹的鐵罐做小凳子，用硬紙闆放在膝蓋上當桌子。
由于教師不夠，在教育過程中實行大先生制和小先生制。大先生制指的是高年級的學生在接受老師講的内容後再去教初學者，小先生制則指的是先教一批兒童，這些兒童再到難民棚中去教其他兒童。
當時，在震旦大學操場上的大棚難民收容所内，還設有一所難童“國際中學”，共有約100名學生。分設兩個班，陳鶴琴擔任名譽校長，還親自給中學生上課。
關于這所國際中學，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院顧問、《饒家駒安全區——戰時上海難民》一書作者阮瑪霞女士所提供的影像資料中，曾有過鮮活而生動的記錄。銀幕上，一些學生在分班之後，排着整齊的隊伍，井然有序地走進教室學習。在另外一個片斷中，難民樂團的學生們在練習鼓樂，他們一個個神情專注，訓練有素。這些難民樂團的學生年齡大約在十二三歲，他們經常到南市難民區和其他區的難民收容所進行抗日救亡演出。查閱當年出版的《戰事畫報》，其中所刊載的關于難民樂團演出的新聞報道就多達14次。
一邊賣報一邊上學
在難童教育中，最經典的案例，莫過于陳鶴琴創辦的報童學校了。
“當時，因為戰争的原因，街上有很多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他們沒有父母，衣食無着，我父親看見後很着急，于是就想出一個辦法，把孩子們組織起來賣報。”陳一心介紹說，“先是在河南路天津路口的一個難民收容所裡，把這些孩子集中起來，辦了第一所報童學校。”
申報館發給每個報童一件草綠色的背心，每天一清早，報童們就到申報館去領報，然後在全上海走街串巷。“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派報，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聞真正好，七個銅闆就買兩份報。”這首 《賣報歌》，84歲的陳一心唱得激情昂揚。
之後，報童學校一個接一個辦了起來。從外灘到靜安寺，從楊樹浦到曹家渡，因地制宜，分點設校。最後全上海一共發展到10所報童學校，有大約3000名報童一邊賣報、一邊上學。
就這樣，在上海國際救濟會所屬的難民收容所裡，有90%以上的兒童沒有因為戰火而失去受教育的機會。
施舍往往隻能産生乞丐
“茅屋濟濟教多士”，這是“慈聯會”負責人趙樸初為陳鶴琴所題的詞。
這句話生動地描繪出抗戰時期陳鶴琴開展難民教育的一個場景：在一張張蘆席搭建的大棚裡，難民們團團圍坐着，他們一個個聚精會神地聽老師講課。
陳一心介紹說，上海國際救濟會的章程規定，難民教育除了兒童教育，還包括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
在這方面，陳鶴琴将關注的重點放在組織難民自救上，希望他們學習一技之長，将來可以融入社會，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為此，他的态度很明确：“難民問題是不能單靠給飯吃、給衣穿和給住宿就能全部解決的。他們的時間和精力應該被最好地運用。隻有慈善的施舍，而沒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産生乞丐，因此給難民适當的教育和有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對于難民中的成年人，根據程度及性别不同分設男、女班，進行為期3個月的簡單課程教育，其中包括課堂指導、講課、體育鍛煉、看電影和講故事。教育委員會的專家們還苦思冥想設計了很多方案，讓難民參加各種工藝生産。如組織難民中的婦女在商家的指導下繡花、織襪、織麻袋等；組織20名年輕力壯的男性難民組成推銷隊，在經過一定指導後，推銷販賣當地産品以謀生。此外，還有編草、縫紉、制花燈、制拖把等工作，随制随賣。既讓難民們學到了職業技能，又實現了讓其自食其力的目的。
難民區裡的掃盲實驗
在難民教育中不得不提的，還有陳鶴琴大力倡導的新文字運動。
“新文字”是指從上世紀30年代初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前，在群衆中推行的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新文字運動的高潮正是1938年上海難民教育時期的新文字實驗。
抗戰爆發後，大量從郊區逃難的難民來到市中心，他們中有很多人是文盲，普及識字難度很大，陳鶴琴就提出在難民中開辦新文字班，幫助他們學習識字。有資料顯示，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間，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的倪海曙等人在全市40所難民收容所、3萬多名難民中進行掃盲實驗，成績顯著。
在推行新文字的過程中，陳鶴琴還親自編寫了新文字《民衆課本》2冊，《嶽飛》《文天祥》《鄭成功》《林肯》等中外曆史名人故事15冊等。著名文字學家、教育家倪海曙先生後來專門撰文述及當時的情景：“為了在難民收容所開展大規模新文字教學實驗，（陳鶴琴）先生親自設計了一種徽章，這種徽章是圓形的，中間畫有一把象征開啟知識之門的鑰匙，徽章上有‘掃除文盲’4個漢字，周圍有一圈新文字和漢字對照的話語：‘我能看書寫字’。讀書識字的難胞們學會新文字後，就獎勵他一枚這樣的徽章。”
家裡也辦起識字班
抗戰時期的那段特别歲月，在陳一心當時幼小的心靈中，曾烙印下幾個難忘的畫面。
“我記得在家裡的客堂間，辦過一個街童識字班。父親把附近失學而流浪街頭的兒童組織起來，大約有十幾個孩子，來家裡學習認字。父親讓我的三個姐姐當 ‘小先生’，去教孩子們識字、唱歌。”說起這段往事，陳一心清晰如昨，“我那時很小，家裡有一塊黑闆，我搬一個小凳子，和其他孩子一起踩着凳子在黑闆上面畫畫。所以說，父親搞難民教育，首先是從自己家裡做起。”
還有一件事讓他記憶猶新。一天，陳鶴琴扶着一位黃包車夫回到家，那位黃包車夫是農村出來的，他的腳被玻璃劃破了，鮮血淋漓。坐下之後，陳鶴琴對孩子們說：你們去把紅藥水、棉花取來。他拿一個鉗子輕輕地夾去那個人腳上的玻璃，然後洗幹淨傷口，再塗上紅藥水，包紮好。臨走時，陳鶴琴還送了黃包車夫一雙新鞋，并叫了一輛車子送走他。“這件事對我一生的影響很大，讓我從小就懂得要愛人，要關心人、幫助人，特别是要愛勞苦大衆。”
為了還原父親在抗戰時期從事難民教育的往事，陳一心遍訪上海圖書館、上海檔案館等處，整整查了半年的資料。當這些塵封的曆史重現眼前時，他對父親的敬佩更深了。
“原來父親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愛國、有正義感的教育家，但現在我對父親有了新的認識。”陳一心說，“他有一種大愛精神、博愛思想，他主持的難民教育不僅僅是出于人道主義，而是從國家的未來這個角度出發要把兒童教育好，所以他挖空心思自己寫教材、自己跑難民收容所、在自己家裡辦識字班，整天忙忙碌碌的。他是着眼于未來，着眼于民族的未來、國家的未來，視野非常高。”
同時，作為上海國際友人研究會的會長，陳一心對于陳鶴琴和國際友人饒家駒的合作給予了很高評價。“他們曾經是同事，也是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上的夥伴。他們精誠合作，一起救助了幾十萬難民，據我所知，這在國際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本版圖片由蘇智良教授提供）
鏡頭下的昨天和今天
曾經睡滿難民的豫園九曲橋，今天盛滿遊人的歡笑。 本版照片 邵劍平 攝 資料圖片 方浜路235号，曾是南市難民區監察委員會的辦公處，今天早已舊貌換新顔，原樓消失在曆史的變遷中。 原來的小世界已經變了模樣，70多年前，這裡曾一度作為難民收容所。
跟随鏡頭，重返當年的南市難民區。
曾經的痛楚悲苦，都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悠然明媚。
人們騎行着，漫步着，高歌着，歡笑着，凝望着……
一切仿似都不曾發生。
隻有那些建築，安靜地提醒:
70多年前，這裡曾經經曆過什麼。
饒家駒區
成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