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東方早報                        2015年4月28日

 
  吳俊範

  衆所周知，近代以來的上海存在大量的棚戶區和居住在其中的城市貧困人口，那麼，棚戶區是否就是形塑上海“貧困文化”的土壤？上海普通市民中普遍存在的以棚戶區為參照物的“住房貧困”心态，是否構成劉易斯所謂貧民窟的貧困文化？本文将圍繞這一問題從曆史學的角度加以探讨。

  民國時期的“住房貧困”情結

  20世紀上半葉的上海城市社會環境複雜，局勢動蕩，外地人口急遽湧入，住房成為最緊缺的資源，對住房的占有能力一度成為人們社會地位和身份的标簽。花園洋房、新式裡弄、舊式裡弄、平房、棚戶區等不同層級的居住社區，在人們的意識中分别代表着不同社會階層的分異，住在什麼樣的社區、住什麼檔次的房屋，住多大的面積、與哪些人為鄰，往往就是一個人的身份名片。這種大都市所特有的社會現實，在市民意識中逐漸促成了頗具上海地域特色的“住房情結”，1930年代後出現的“房荒”，又使這種心态更加牢固。

  在這種以住房論貧富的文化氛圍中，對不同社會階層住房狀況的關注，成為文化精英社會責任感的一部分，這種責任感又源源不斷地體現在各種社會調查報告、報刊或者文學作品中。其中，對占據總人口比例絕大份額的勞動階層、無房階層的居住條件的同情和期望改善的呼籲，表現得尤為突出。1926年有朱懋澄《調查上海工人住屋及社會情形記略》出版，他本人指出做此次調查的理由是：“上海實際勞動社會人口總數，約為一百十二萬五千人，約占全埠人口百分之七十，是故當吾人研究勞動階級之情形時，是即研究全城百分之七十之居民之生活狀況，是即研究近代之生活秩序也。”由于一般勞動者占城市總人口的比例之大，所以作者潛意識裡是将勞動者的居住條件作為體現整個城市生活秩序的一個重要指标，也可見在當時城市的文化心态中，與居住相關的心态所占的重要分量。

  上海工人的居住空間，雖然事實上并不僅僅集中在條件最差的棚戶區，有些居住在石庫門房屋或者平房内，但他們的住處卻具有十分明顯的共同特征，即“異常擁擠”。正因為擁擠，衛生條件也差，“上海工人住屋的空氣和光線是不充裕的，草棚又是其中最不充裕的了”。從景觀特征和人口的密集程度來看，将這些貧困人口的住處統稱為棚戶區似乎也并不為過。

  1940年代上海爆發的“房荒”，更成為新聞媒體關注的熱點。1948年3月8日《申報》一篇報道的标題非常醒目：“随房荒應運而生，二房東成時代寵兒——一間過街樓索價八千萬，房屋掮客猶如雨後春筍”。而這種對二房東的譴責，隻不過是日益加劇的住房貧困問題的一種映射，其背後的社會現實是大量存在的貧困人口和無房階層，以及密集分布的棚戶區。随着内戰局勢的發展，難民的湧入使整座城市的棚戶區問題和貧富懸殊的文化意象更加突出。

  勞動大衆住房的缺乏和居住環境的嚴峻，也成為文學、繪畫等藝術作品極力表現的對象。例如1947年中國圖書雜志公司發行的《上海漫畫》中有一幅，畫的是一口棺材，一個穿長袍馬褂的男人躬伏在棺材中，奮力頂着沉重的棺材蓋，口中發出憤怒的呼聲：“上海房荒嚴重有逼人住入此中之勢”。既然穿長袍的中産階級居住狀況已經困窘若此，更何況處于底層的廣大勞動力、無業者或者工人！

  因此民國時期上海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存在一種“住房情結”，即全社會對住房困難的普遍的、持續的關注和憂慮心态，這種焦慮意識不僅存在于享有話語權的知識精英階層的意識中，同時更存在于缺乏話語權的普通市民尤其是社會底層的心态中，隻不過一個可能是住房窘态的旁觀者，一個卻深陷其中，但他們都是住房貧困環境的親身經曆者。在這種焦慮意識的背後，是極其嚴峻的整體居住環境低下、貧富兩極分化這一社會現實，是上海大都市化過程中客觀存在而又極具聚焦性的一個社會問題。

  “住房貧困”心态的延續與累積

  民國時期的“住房貧困”問題，因其真實、客觀，波及面廣，具有強烈的心靈沖擊力，因此這種情結作為一種社會共同記憶，十分自然地延續下去，并在新的曆史階段疊加進更加豐富的内容。

  建國後最為典型地揭示舊上海民衆内心“住房情結”的文藝作品，是1952年産生的滑稽戲劇本《七十二家房客》，該劇由于直擊舊上海住房貧困的要害，貼近普通市民的真實生活，公演後一度引起很大轟動。劇本以1947年前後上海城市為創作背景，入木三分地刻畫了社會底層三教九流的住房窘态。其中對故事場景的描寫：“上海某弄堂一幢三上三下的舊式石庫門房屋，破爛、潮濕，白鴿籠似的房間，一間挨着一間，擠得沒有一絲空隙”，具有代表社會下層居住環境的典型意義。其中塑造的人物均系社會底層，包括流氓炳根、二房東的養女阿香、僞警察三六九、醫術并不高明的紹興人金醫生、賣梨膏糖的杜福林及其妻子、來自蘇北的小皮匠、一大把年紀還要為生計苦苦奔波的老裁縫及其妻子、洗衣為生的小甯波及其妻子、賣大餅的老山東及其妻子、賣香煙的楊老頭、末流舞女韓師母等。《七十二家房客》在藝術話語層面上或許把現實中普通市民的住房困難有所誇大，但仍不失為一部以居住景觀來诠釋上海文化深層性格的優秀作品，以緻今天“七十二家房客心态”（指因居住空間局限而形成的個人性格的自卑、市儈氣和自私心理）成為上海弄堂文化的代名詞。這部作品描寫的是解放前的上海社會，但出版、演出的時間卻是建國初期1950－1960年代，且一經公演便受到民衆廣泛接受和歡迎，這本身就說明，無論是作品的創作者還是廣大受衆，其意識深處某些固有的、真實的社會記憶和心态認知（哪怕是負面的、傷痛的），并不會因政治意識形态的影響而消失，相反可能一遇到與之契合的外部環境，就得以淋漓盡緻地再現和複活。

  上海城市的住房問題在建國後依然嚴峻，這是久已形成的住房貧困心态得以延續的現實基礎。雖然政府緊抓“工人新村”建設，緻力于全面改善普通勞動者的居住條件，但畢竟曆史積澱過于厚重，當時能夠搬進新公房的畢竟是少數，多數人仍蝸居在擁擠的舊弄堂或局促的棚戶區内。可以說，建國初期住房困難仍然是現實中的熱點問題和民衆内心世界的傷痛。

  “住房貧困”心态并非棚戶區的貧困文化

  劉易斯認為，貧困文化無疑應當存在于城市貧困社區，而這種社區的居民有着明确的社區和領土意識，他們有着明确的貧窮身份感、對未來的絕望感以及與周邊社區的隔離感。以美國許多城市的黑人社區為例，居住其中的幾乎是清一色的黑人，具有單一的族群性，在物質空間方面他們是被隔離的，受到中産階級、白人和新教徒的歧視，在居住、讀書、工作、教堂、娛樂和社會生活等方面都是被隔離的狀态。這些因素加深了他們的自卑感，某種程度上也加深了他們對權威階層和主流社會的敵意。劉易斯對紐約波多黎各人社區的研究也顯示了相似的特征，那些波多黎各人聚居的社區與主流社區相互隔離，并且能夠長期延續。

  上海城市普遍存在的住房貧困心态，是一種延續時間長、波及面廣的大衆性心理，而并非居住條件最差的棚戶區人群所獨有。這種心态更多的是大都市住房資源緊張在大衆心理層面的映射與回應，但這樣的居住問題卻不是上海這座城市所特有。我們今天仍然可以随時随地聽到人們對買不起房子和蝸居生活的抱怨，他們将房子視為最貴的消費品，将房價與自己的工資收入相比，買房似乎是永遠不能到達的彼岸。但實際買房困難者多為工作時間不長的年輕人（包括外地來滬的大學畢業生和新生代上海人），他們一時還沒有足夠的經濟積累，或者是來上海打拼缺少一技之長的外來人口，這座城市可能不是最适合他們實現夢想的地方。

  買不起房子，常常與過着拮據生活的年輕人的其他煩惱連在一起，也可以說是他們生活壓力感的一個重要由頭，因為衣食住行中畢竟房子最貴。這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從20世紀30年代之後，住房貧困的情結為何一直萦繞在上海民衆的心頭。在大都市快速發展的時期，任何一個非常态因素的出現都可能導緻住房問題的進一步惡化，更何況上海一直處在中國近代城市化的風口浪尖，經曆着接二連三的社會動蕩或者變革。直到今天，上海仍然繼續着快速發展的節奏，住房問題仍然是政府和百姓關注的焦點。在人們抱怨住房難的同時，仍然可以經過若幹年的奮鬥和積累最終買到自己的房子，在這個城市定居下來，上海日複一日地迎接着源源不斷到來的新人。再與世界上其他國際大都市的居住問題進行對比可以發現，上海房價的高昂很大程度上是國際大都市的共性問題，是城市強大吸引力的效應之一。如2013年2月18日《人民日報》以《忍受高房價，國外80後也蝸居》為題，報道了澳大利亞悉尼市的年輕人所面臨的嚴重住房壓力，而且日本、美國等國的年輕人也大多承受着無力買房的經濟壓力。

  因此從曆史的時間緯度和全球城市的空間緯度來看，自民國時期一直延續的上海市民的“住房貧困”情結，并不構成一種貧困文化，因為這種心态并不單單存在于某一類社區，沒有明确的社區邊界，具有這種心态的人群并不固定，它主要是由于這個城市的外來人口一直處于增長狀态、而居住資源又一時難以匹配所導緻的一種社會心理。

  而作為底層人口最為集中的棚戶區，似乎應當是與住房困難有關的種種負面心态（包括對未來改善的絕望）确定無疑地存在的地方，因為棚戶區人口的貧困特征和與之相關的污名是顯而易見的，不同時期的人們在表達對住房問題的不滿時，都傾向于拿棚戶區的景觀和居住群體的生活狀況作為靶子或者論據，但問題在于，貧困歸貧困，但就住房條件的改善而言，棚戶區群體本身對于未來是否抱有絕望心态？他們是否對融入城市社會喪失了信心？從建國以來的曆史經驗來看，答案是否定的。在1950年代初期，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加強棚戶區的組織化，幫助棚戶區群體融入城市發展的主流，為他們安排就業，提高他們受教育的機會，雖然曆史形成的棚戶區污名依然存在，但其社會影響和效應都得到了控制，像這樣的情況是不利于形成貧困文化氛圍的。政府通過各種輿論渠道和實際支持幫助棚戶區人逐步建立社會責任感，提升他們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和期待，是幫助這一人口群體融入城市社會的有效手段。事實情況是，在建國後的十餘年内，棚戶區得到了城市政府的強化管理，基礎設施和衛生環境得到統一的改進，确實呈現出與之前快速擴展時期更為整潔的景觀樣貌，棚戶區人也積極參加到城市建設的各項工作中。盡管物質生活的貧困不見得有較大改觀，但他們心理上建立了在城市紮根生活的希望，大部分棚戶區人口擁有了當時上海人身份的标志——上海戶口。在這樣的情況下，以絕望感和邊緣感為特征的貧困文化失去了孕育的土壤。

  劉易斯對主流社會的制度因素在貧困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有過深刻的分析：“貧困人口在主流社會的主要制度中缺乏有效參與或者整合，是貧困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這個複雜的問題由多種因素所導緻，包括缺少經濟資源，居住隔離和歧視，恐懼、懷疑或冷漠，以及為解決問題所采取的權宜辦法。”在上海棚戶區的存在史上，貧困、污穢、污名都是客觀的，但由于現代時期政府一直沒有停止改善棚戶區條件的努力，一直也将棚戶區納入城市規範管理之内，因此并未形成棚戶區與周邊社區和城市主流社會隔離的狀況，更不存在像西方一些國家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相反，棚戶區人口在城市更新過程中還逐步遷往其他社區，形成新的居住格局，這些都有利于不同社會階層的文化融合。但問題是，直到今天人們在表達對住房問題的不滿時，為什麼仍然傾向于拿棚戶區作為靶子？這主要是由于曆史延續下來的棚戶區污名仍然有适宜生存的土壤，而污名主要又是棚戶區以外的群體所施與的。

  綜上分析，上海城市社會普遍存在的“住房貧困”情結，雖然與棚戶區的曆史地理意象和污名有關，但卻并未形成獨立的城市亞文化，棚戶區也并非貧困文化的滋生地，這是與其他國家棚戶區或者貧民窟文化所不同的地方。■

  [作者系上海師範大學曆史系副教授，本文受到以下基金的資助：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項目《近代以來上海棚戶區的曆史地理與文化心态》（11FZS012）；上海市哲社規劃項目《上海城市化時期水網與聚落變化的空間過程研究（1843-2010）》（2011BLS005）；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重點項目《開埠以來上海水鄉景觀蛻變的過程及人地關系研究》（12ZS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