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特殊年代政治鬥争中的輿論宣傳與社會科學的實例，《學習與批判》對研究“文革”十年的政治曆史、學術文化、新聞出版與知識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典型個案。
《學習與批判》1973年創刊，當年9月中旬上市。
《學習與批判》1976年第10期，這是該刊的最後一期。
1973年9月中旬，滬上書店與郵局開始發賣新創刊的《學習與批判》（以下簡稱《批判》）。雖然版權頁上注明編輯部設在複旦大學内，但其實際組稿與編輯卻出自當時上海市委寫作組。創刊号《緻讀者》說，這是“一份哲學社會科學的綜合性雜志”，似乎旨在區别當時同為上寫作組操控的文學性雜志《朝霞》與自然科學類的《自然辯證法雜志》。這份月刊，出到1976年第10期，随着毛澤東去世而戛然終止。
盡管《批判》略具綜合性文科雜志的外相，卻決非學術性雜志，而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刊物，記得當時圈子裡還有過“小《紅旗》”的自诩（《紅旗》是當時的黨刊，即今《求是》的前身）。不僅其創刊踏準了偉大領袖關于“批林批孔”的戰略步點，在其後三年裡，無論評論《水浒》運動還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都有過出彩的表現。
作為特殊年代政治鬥争綁架輿論宣傳與社會科學的實例，《批判》對研究前三十年中“文革”十年的政治曆史、學術文化、新聞出版與知識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典型個案。時至今日，其創刊内幕究竟如何，命題定稿怎樣運作，作者隊伍如何羅緻，雜志的執掌人物與主要作者在“文革”結束後有何遭際，在學術研究層面上都還不甚了然。倘有研究者結合對親曆者的采訪與相關檔案的調閱，申報哲社課題，倒真能填補空白的。
雜志許多文章都以化名登場，例如羅思鼎、石一歌、康立、石侖、翟青、任犢，但也頗有文章署以真名實姓，其中不乏當時與現今的海上學人。這些學人大體可分三種類型：一是當時已經卓然名家，二是當年已在學界但未享大名，三是其時尚未跨入學界而如今卻已聲名卓著。當然，第一、二類間有時難劃定明确界限，隻能以年齡段略作區分而已。
筆者當年無書可讀，繼創刊号後，大多購讀過。去年從存書中檢出，索性在孔夫子網上補齊所缺各期。今年恰是這份雜志創刊四十年，試就海上學人與這份雜志的因緣瓜葛，僅限文本，略作鈎沉。囿于時間精力，未暇采訪調查，難保史實有郢書燕說，學者或同名異人，亟盼親曆者賜正，更祈涉及者諒宥。
一
屬于第一代的海上學人有劉大傑、郭紹虞、王運熙、顧易生、顧廷龍、譚其骧、陳旭麓、谷超豪等。作為學習體會，數學家谷超豪那篇《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使我煥發出革命青春》（1976年1期），顯然奉命配合當時“教育戰線的大辯論”，不拟深論，其他學人之作頗值得一說。
劉大傑在《批判》上有四篇文章，依次是《讀〈紅與黑〉》（1975年1期）、《唐代社會與文學的發展》（1975年8期）、《李白的階級地位與詩歌藝術》（1975年11期）與《韓愈與古文運動》（1976年4期）。就刊出篇數言，雖不算最多，在第一代名家中卻拔得頭籌。
劉大傑以治中國文學史著稱，首發的卻是外國文學書評，但他早年頗有關于歐洲文學史的論著行世，對此也就毋須怪訝。而強調《紅與黑》複辟與反複辟的時代背景，也許才是這篇作品論的微言大義。其他三篇都是他1976年8月新版《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二冊相關章節的先期發表。這部文學史自有特色，而以1962年版最得好評。據說，毛澤東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曾召見過劉大傑，“與他談了四個鐘頭，主要就讨論文學史問題，對他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裡引述分析許多作家作品這一點，大加肯定”。“文革”爆發後，欽定保護的複旦四教授裡就有劉大傑。他也得以奉旨改書，在1973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一冊，榮膺彼時少有的恩典。由于毛澤東的青睐，批儒評法運動起來，江青“又要他以儒法鬥争這條線為綱，來重新修改《中國文學發展史》”（見吳中傑《海上學人漫記》）。
據劉氏關門弟子林東海回憶，劉大傑其時“已完成一個修改稿”，全書“隻是在某些問題上着以‘儒法’色彩，并沒以此為綱”，他還将修改稿打印呈送毛澤東。1975年1月4日毛澤東告訴江青，“已印兩部文學史，暇時可以一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十三冊419頁），一部就是這份修改稿的大字本。江青應該就在其後下懿旨的，還特賜他一部大字本。劉大傑回滬後，喜形于色地将賜書事張揚告人。應該與周一良同樣，他認為江青“是主席的代言人”，“批林批孔也好，評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畢竟是書生》73頁），便欣然從命。第一冊修訂本出在批儒評法前，盡管評孔子與《論語》已較前一版大相徑庭，但尚未謬之千裡。但1976年版的第二冊就完全以儒法鬥争為綱，而“武則天時期的文學”一節最是點睛之筆。
1975年8月3日劉大傑緻信毛澤東，認為“韓愈以道統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嚴加批判，但細讀他的文章，發現其思想确有矛盾之處。如贊揚管仲、商鞅之功業等，都與儒家思想不合，而傾向于法家；他的散文技巧，語法合符規範，文字通暢流利，為柳宗元、劉禹錫所推許。對這些如果全盤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次年2月12日，毛澤東覆信道：“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十三冊522頁）據揭載《韓愈與古文運動》的刊期推斷，《批判》應是配合這份禦批的。
“文革”一結束，劉大傑自然難逃谄媚江青的诟病，那部“文革”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也成為再批判的活靶子。批判者看不到大字本，依據的隻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改寫本，他“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一年後便黯然謝世，甚至沒機會向公衆說一聲“畢竟是書生”式的自辯。
在《批判》上，郭紹虞刊出了《從漢代的儒法之争談到王充的法家思想》（1973年4期）。他當時也在修改代表作《中國文學批評史》，他沒有劉大傑蒙“旗手”垂青的幸運，卻也是那種力圖跟上形勢的老輩學者。文章開頭就表态：“我讀了楊榮國同志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先後發表的幾篇文章，非常同意他的意見，所以我在修改《文學批評史》講到王充文論時，就準備特别加一章以說明王充思想的來源。”《論衡》在《隋書·經籍志》與《四庫總目提要》都歸入雜家，駁雜地涉及法家言論，自不足怪。但郭紹虞的結論卻強調：“王充《論衡》恰恰充分地突出地表現了法家精神與法家思想”，緊跟色彩相當濃重。
郭紹虞的跟風似乎由來有自。據《海上學人漫記》：
大躍進年代，他根據當時流行的“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鬥争”的理論修改他的批評史，出了《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冊，這個修改本不能令人滿意，宋以後的部分就沒有再修改下去；文化大革命後期，他又根據儒法鬥争的理論來修改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當然更加困難重重，終于沒有能夠出版，“四人幫”就被打倒了。
去世前一年，郭紹虞自編三卷本文集，有題記說：“現将我的寫作彙編成集，區為三類：一為古典文學論集；二為語言文字論集；三為雜著（凡不能列入上述二類之零星詩文都納其中）。三類或按寫作年代，或按内容編次。其已見各種專著之中者，均删棄不列入。”但三卷《郭紹虞文集》都“删棄”了這篇文章。
王運熙、顧易生與李慶甲在創刊号上合署刊登了《試論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顧易生、王運熙還有聯名的《讀洪皓〈江梅引〉》（1976年5期）。前文說屈原尊法反儒，自是趨時之作。關于後文，據葛劍雄的《悠悠長水：譚其骧後傳》，1975年5月，“因為北京大學寫作組對《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詞）的注釋提出了意見，姚文元交給上海征求意見，由王運熙與顧易生負責，要他（指譚其骧）發表意見。”姚文元交辦的任務，應是毛澤東晚年讀大字注釋本的需要。當時，文化部還抽調京昆名角、歌唱家與民樂演奏家，為其錄制配樂演唱的古詩詞，篇目應是毛澤東圈定的，其中就有《江梅引·憶江梅》（參見《毛澤東思想研究》1997年1期，胡長明《配樂古詩詞與毛澤東的暮年生活》）。另據劉修明回憶，應毛澤東閱讀之需，他與王守稼、吳乾兌以及複旦文史兩系專家參加了大字本注釋工作，接受的任務有“洪皓的《江梅引》（1975年3月21日布置）、姜夔的《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布置），就是毛澤東尋求精神寄托的産物”（《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年2期，《從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和心态》）。
《讀洪皓〈江梅引〉》主旨說，“《江梅引》從對梅的憶念、訪問到愛慕、歌頌，以豐富多彩的畫筆，描繪了精美而寬廣的梅花圖卷，反映了南宋時期愛國和投降兩條路線的鬥争。”其皮裡陽秋也許在于強調“愛國和投降兩條路線的鬥争”，但其論述詞的時代背景卻未見改鑄曆史，即在今天，仍不失為站得住腳的文章。然而，他倆的總結性文集《王運熙文集》與《顧易生文史論集》都未将此文收入。顧易生晚年緻友人信說：“自‘混入’複旦，長期在集體研究中混日子，亦有失有得。上面交的任務，風雲變來變去，統稿改稿方面固然消耗了不少氣力，做了許多無益之事。”（見《海上學人漫記》）這些“無益之事”或許也包括他在《批判》上的文章吧？
作為“文革”前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批判》上的文章是與弟子沈津聯署的，題為《關于新發現的〈京本忠義傳〉殘頁》（1975年12期）。沈津後在《學林往事》追憶其緣起：“1975年夏，我在一包明刻殘頁中偶然發現《京本忠義傳》殘頁，僅存第十卷第十七頁的下半頁、第三十六頁的下半頁，并各殘存前半頁的後三行。次日，我即持殘頁請顧老、潘景鄭先生審定，他們都認為此雖為殘頁，但不可小看，或許是《水浒》的一種早期刻本。後來顧老和我合作寫了一篇《關于新發現的〈京本忠義傳〉殘葉》的文章。”當時全民評《水浒》正轟轟烈烈，短文結語也有一段關于“《水浒》宣揚投降主義”的套話。2002年出版的《顧廷龍文集》收入這篇文章時，删去了與批《水浒》相關的卒章。這部文集以沈津始輯其師論著為基礎編成的，其時他也已成為飲譽中美的目錄版本學家。當年這段蛇足，不知出自顧老，還是沈津，抑或竟是編輯部的手筆。
中國近代史大家陳旭麓當時也在上海市委寫作組，《批判》上有他的兩篇文章。《“九州生氣恃風雷”》（1975年2期）是《龔自珍全集》重印前言，議論酣暢，文采飛揚，是筆者當年讀後的第一印象。文章也有時代的烙印，但總體思路應是作者思索所得。惟其如此，他在1982年有個改寫稿，删去了幾處強調龔自珍反法尊儒傾向的文句，幾乎保留了基本結構與原有行文，改題《論龔自珍思想》，收入自編論文集《近代史思辨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他的另一篇《是拆廟還是補天——李贽與〈水浒〉及其他》（1976年2期），讨論李贽評《水浒》的思想傾向，文章發在全民評《水浒》的高潮中，難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其弟子編《陳旭麓文集》時，收錄了前文而殳落了後文，應是經過斟酌的。
也許讓人跌眼鏡的是，《批判》上也有譚其骧的文章。這篇《碣石考》後收入作者審定的《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并在文末鄭重括注“原載《學習與批判》，1976年第2期”，坦然表明其經得起曆史的考驗。據當年刊發此文的當事者回憶：
70年代初，我一直要譚先生給《學習與批判》寫點文章，他一直拖着，到1975年他給了我一篇《碣石考》，寫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1974年第二期《地理知識》上刊登了《滄海桑田話碣石》一文，論證了古代的碣石山确已淪亡入海。實際上譚先生要回答的是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詞中寫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的碣石山，究竟是不是在北戴河一帶。他用大量事實證明秦皇、漢武、魏武所登臨的碣石山就是現今河北昌黎北偏西十裡那座碣石山。……他送給我這篇文章，我看了知道他的用意，看我有沒有膽量發這一篇考證文章。我想了一下，毛澤東是一個詩人，他是從文學的視角去意會曹操《觀滄海》那首詩的意境，當然不會去具體考證碣石山的位置究竟在哪裡，他隻能根據成說，如果說毛澤東同志在碣石山地點的論證上有誤，也無損于他。所以我決定照發無誤，但不張揚，太張揚了怕引起其他的猜測，那就不好辦了。（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載《譚其骧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對照《長水集》和《批判》兩個文本的唯一不同，僅将“偉大領袖毛主席”改為“毛主席”，其他一字未改。一篇學術文章，曆經乾坤翻覆，仍能基本不改毫無赧色地編入自己的文集，特殊時期的海上學人，也許唯有譚其骧庶幾近之。
“文革”期間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成員合影
“石一歌”等寫作組一般在丁香花園工作
二
在《批判》上發文的第二代學人，有徐緝熙、戴厚英、劉修明、餘子道、吳乾兌、楊立強、金沖及、黃霖等。就刊發篇數看，徐緝熙有五篇之多，餘子道二篇，其他諸人各僅一篇。
徐緝熙的文章中，點評當年滬上新詩的《讀詩漫評》（1975年12期），隻是應景之文，可以存而不論。毛澤東晚年再次号召讀《紅樓夢》，強調它是政治小說。徐緝熙的《論〈紅樓夢〉》（1973年2期）、《魯迅是怎樣讀〈紅樓夢〉的》（1974年6期），應是配合這一号召而作。後文開篇就說“《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奉旨行文的痕迹一目了然。他的《漫談看一點文學史》（1975年8期）說：“毛主席一再号召我們要關心上層建築，要能文能武，提倡讀一點曆史，讀一點小說”，兼之上年歲末毛澤東“已印兩部文學史”，讀一點文學史已成時髦。徐緝熙的文章自然是這一背景下的遵命之作，其論《水浒》說：這“是一部反映農民起義的長篇小說。盡管由于作者的階級立場的限制，小說的思想傾向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以至頌揚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但這部小說仍有助于我們認識封建時代農民起義的長處、弱點及其失敗的曆史教訓”。文章寫作與刊登時尚未獲悉毛澤東有關于《水浒》評論的談話，批判的調門還沒高八度，總評與但書那幾句話還不緻太離譜。但毛澤東的談話當月就以中央文件下發，次月4日《人民日報》刊發社論《開展對〈水浒〉的評論》。于是，《批判》9月号登出《青年工人談〈水浒〉》的座談會發言時，特加一段《編者附言》，引用徐文上述論斷後指出：“最近我們學習了毛主席的指示和魯迅論《水浒》後，認識到這個觀點是錯誤的。文章的作者在提高認識以後，對自己原來的觀點進行了自我批評，并積極投入了戰鬥。”徐緝熙如何“自我批評”的，已不得其詳，但時隔一月，《批判》就發表他的《歌頌什麼，反對什麼？》（1975年10期），副題是“評《水浒》的投降主義本質”，似乎旨在表明他的“自我批評”與“積極投入了戰鬥”。但這篇急就章頗有敷衍成文之感，遠不及其評《紅》之文暢達淋漓，也許他原就以紅學見長，而急轉彎的文章又不那麼容易寫。“文革”以後，《紅樓夢》始終是徐緝熙學術重點所在。去年，他将曆年“紅學”成果，結集為《讀紅手記》，作品簡介說他“文字不媚俗”。之所以能從奉旨評《紅》到“不媚俗”，《後記》裡有一句别有深意的話，道出了他對那段往事的深層思考：“當然，用現代的政治概念對這部小說作牽強附會的政治解讀，更是僞科學！”
現以《金瓶梅》研究馳名的黃霖，在《批判》上刊出過《眼前二萬裡風雷》（1975年12期），是評新出《儒法鬥争史話》的，“《史話》本身就是批林批孔的産物”，書評自然也是遵命之作。“編寫這部近二十五萬字《史話》的是十六名青年工人”，其中就有第三代海上學人，且留待下文再說。
戴厚英後以作家成名，“文革”前與“文革”中，也寫評論文章。她的《“特種學者”的“考證癖”》（1974年6期），是批判胡适紅學考證的。她後來反思說：那些都是腦袋還沒有長在自己脖子上，作為别人的寫作工具時所寫的東西。包括這篇文章在内，她的那些東西都未收入其慘遭橫死後行世的《戴厚英文集》。有學者指出，這些文章盡管對一般讀者已無閱讀價值，“對研究者來說，自然具有曆史資料的意義”，“以後如有人編輯出版《戴厚英研究資料》，倒是應該收入她的理論文章的，因為這些文章畢竟反映出她青年時代的思想軌迹”（《海上學人漫記》）。善哉此言，推而廣之，豈獨戴厚英研究為然，對其他學者的個案研究也應如此處理。惟有這樣，才能真實地還原學人的全貌，拼綴出有意無意被遮蔽的現代學術史真相。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報》奉命發表楊榮國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度的思想家》，拉開了批林批孔運動的序幕。《批判》不甘落後，為配合戰略部署，也刊發了劉修明的《孔子傳》（1973年2期）。筆者與作者曾有交往，可惜未便探詢這篇文章的組稿秘辛（企盼他與這份雜志的所有親曆者，都能為這段曆史留下足資采信的實錄）。“文革”以後，他以治兩漢史知名，相比代表作《從崩潰到中興：兩漢的曆史轉折》，由其主編的十六冊《話說中國》圖文本更享盛譽。
餘子道的《從東北解放戰争看林彪的右傾軍事路線》（1974年6期）與《從抗戰初期的戰略轉變看林彪的右傾軍事路線》（1974年8期），都是批判林彪軍事路線的。其時，批林是打死老虎，所謂“右傾軍事路線”也是中央文件定下的調門，這樣的文章在“文革”結束後也未必會受牽累。作為中國現代史專家，“文革”後，他出長過複旦大學曆史系，其《民國軍事史》課程頗有好評，他在《批判》上的文章倒都與這一方向有關。作為上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的中國近現代史學者，吳乾兌的《抗戰時期的一本革命三字經》（1975年6期）雖有批判孔孟之道的套話，但介紹的是“紅色文物”，想來其後也不緻惹上麻煩。楊立強的《辛亥革命後的袁世凱》（1976年8期）發表之際，正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甚嚣塵上之時，盡管内容似無失實，但借袁世凱“瘋狂複辟”牽扯到“翻案、複辟不得人心”（行文中這句話頗覺突兀，不知是否編輯部定稿時橫插一杠），所指為何，明眼人一目了然，不知後來是否有“說清楚”的遭遇。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在複旦大學曆史系開設“北洋軍閥研究”課程，文章的史實還能派上用場。
批林批孔方興未艾之際，《批判》發表了金沖及的《〈天演論〉和中國近代反孔思潮》（1973年3期）。文章以毛澤東對嚴譯《天演論》的評價“前半是唯物的，後半是唯心的”為立論依據，勾畫了一個“以反孔開始，以尊孔告終”的嚴複形象，而近代“新學與舊學、反孔與尊孔這兩種思潮的鬥争”則是全文大背景，配合批孔自不待言。改革開放後，金沖及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還出長過中國史學會，他不僅是中央文獻出版社版《毛澤東傳》的兩主編之一，同時還主編了《劉少奇傳》。由他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認為，1973年下半年毛澤東“沒有主張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1680頁），那麼，他在《批判》上的“反孔與尊孔”之說，聽從的究竟是哪家号令呢？二十世紀中國史，尤其後半期，也真讓人雲裡霧裡。
三
在《批判》上現身的第三代學人，除前文提及的沈津，還有杜恂誠、陳大康、仲富蘭、胡申生、石源華與餘秋雨等。除了沈津與餘秋雨，大多數人當年還沒跻身學界，隻是以大學工農兵學員或“工人理論學習班”成員而初露頭角。
杜恂誠當初還是上海味精廠工人，他的首發之文是《由“結合部”想到的》（1975年3期），歌頌在新的生産關系下，“哪裡有結合部，哪裡就有‘龍江精神’”。他還以工人身份發表了《“鬥争并沒有停止”》（1976年2期），評論“以第十次路線鬥争（即毛澤東與林彪的較量）為背景”的劇本《樟樹泉》（作者就是後來以《蒼天在上》等官場小說三部曲而廣受好評的小說家陸天明）。杜恂誠評《水浒》的文章都未署廠名。其《論晁蓋》（1975年9期）以毛澤東“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為論旨，歌頌“晁蓋畢竟不愧為農民起義的英雄”。他與“洪延青”聯名發表了《宋江與武訓》（1975年11期），也是配合領袖“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号召的，不得而知的是列名于前的“洪延青”究竟是化名，還是确有其人。“文革”以後，杜恂誠轉入經濟史學界，似乎遠離了當年涉足的文史領域，近年《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上經常有他關于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大作。
陳大康先後刊有《論阮氏三兄弟》（1975年9期）與《并非小事》（1975年12期），後文說報刊文章難字注音的，與政治運動無關。前文首先論述阮氏三兄弟是“緊跟晁蓋革命路線的革命将領”，而後指證他們在宋江那裡“受到了越來越嚴重的排擠和打擊”。文章雖也配合運動，但在六名水軍頭領排名次序上，以石碣上的天罡排序與數日後四寨水軍頭領排序相對比，考實宋江将三阮位置“在往後挪移”，卻頗有說服力。他在“文革”後考入複旦大學數學系，後改投華東師範大學郭豫适的門下，專治中國小說史，以專著《明代小說史》而聲名鵲起，抑不知《論阮氏三兄弟》在敦促其折回明代小說研究中占多大權重。
複旦大學曆史系首屆工農兵學員，1972年赴七一公社開門辦學，參加了公社史的調查和編寫。這冊公社史出版當月，《批判》刊發了該校曆史系學員王金保與石源華合署的書評《戰鬥的史篇》（1974年7期），副題就是“喜讀《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石源華其後留校，從事過民國外交史研究，現為複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任，這篇書評不知是否其史學處女作。民俗學家仲富蘭當年也是複旦大學工農兵學員，在評《水浒》時發表過《宋江的“反詩”》（1975年9期），現為上海市民俗文化學會會長。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為培養所謂自己的“理論隊伍”，上海市委寫作組舉辦了曆史學習班。據《青年工人講儒法鬥争史》（1974年7、8期連載）說：“這個學習班共有十六名學員，都是來自工廠和農場的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工人，主要是學習儒法鬥争史。”該文就是“經過集體讨論，分頭執筆寫成的宣講稿”，而上文提及的《儒法鬥争史話》也是他們“幾個月來的學習成果”。曆史學習班成員在《批判》上列名可考的共九人，似乎唯有胡申生後來進入了學界。他當時是上海工具廠工人，除了參與編寫上述宣講稿，《批判》還選載過他與另兩學員合署的《儒法鬥争史話》之一《女皇帝武則天》（1975年1期）。江青曾一再把呂後、武則天捧為法家政治家，《批判》相中此文自有深意在焉，盡管作者也許未必了然。胡申生現為上海大學教授，作為知名的社會學者，在今年滬上“中國夢”主題群衆性基層宣講活動中還有他的身影。
在第三代學人中，餘秋雨是最具話題性的。關于他與“文革”，與上海市委寫作組，與《批判》《朝霞》等刊物，與石一歌化名等關系，早在本世紀初，就因“二餘争論”而掀起過軒然大波（重要争論文章收入餘開偉編《忏悔還是不忏悔》，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有人甚至揭秘他“寫了一系列頗有影響的文章而深得頭頭們的欣賞”，乃至享受當時“中央首長”接見的殊榮（上引書108頁）。筆者不想評斷其他的是非，僅僅讨論《批判》上署其真名的大作。
據《餘秋雨的一封公開信》（2000年1127期《文學報》），他說發表過《胡适傳——五四前後》（1974年1期）與《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1975年8期，下稱《讀魯》），而後特别聲明：“在‘文革’期間，除了這兩篇，我還寫過兩篇農村題材的散文。”兩篇散文也許刊在《朝霞》上，此不具論。至于說隻寫過上述兩篇大批判文章，卻顯然有誤。僅在《批判》上，他的署名文章就有四篇，除以上兩篇，還有《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對胡适的一場鬥争談起》（1973年3期，署名秋雨）與《評胡适的〈水浒〉考證》（1975年10期，下稱《評胡》）。
那封公開信提及《胡适傳》說：“這樣的文章對胡适先生當然是不公正的，但說當時産生多大影響，我不大相信。”前一句不失為反思；後一句卻意在開脫，《批判》創刊号首印數高達三十萬冊，其後印數更有超過，說影響不大，過來人誰都“不大相信”的。對于《讀魯》，餘秋雨承認是他“主動寫的”，“但編輯部覺得太學術，在前前後後加了很多政治性的陳詞濫調，這是當時慣例，但我由此決定不再在那裡寫文章。”或許那些“政治性的陳詞濫調”并非他的手筆，但說“由此決定不再在那裡寫文章”卻有悖于史實。
《讀魯》發表不久，《批判》就刊發他的《評胡》。該文劈頭就說：“胡适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離五四新文化運動，投降過北洋軍閥，投降過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相信作者仍會重複公開信裡所說：“這對胡适先生當然是不公正的。”但有必要指出，《評胡》已以黑體字引用了毛澤東1975年8月14日關于《水浒》評論的談話，而這份談話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到上海市委寫作組，最早也在8月20日前後（詳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十三冊459－460頁注釋）。而刊登其《讀魯》的那期《批判》，據版權頁，出版于8月18日，也就是說，其《評胡》隻能寫在《讀魯》發表之後。這樣，他表白“由此決定不再在那裡寫文章”，自然陷入了羅生門。也許，公開信裡那個說法，隻是一時失憶而已。
1973年第3期的《學習與批判》發表了《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對胡适的一場鬥争談起》，署名“秋雨”。
四
“文革”結束，在《批判》定性為幫刊後，深陷其中者受到了清查，由于當事者大多諱莫如深，其内情至今不甚清楚。本文涉及的海上學人中，第一代以劉大傑最為衆矢之的，“他的罪名也不再是資産階級學術觀點，而是向政治上上綱上線了”（《海上學人漫記》）。陳旭麓回到華東師大，也遭遇了“風風雨雨，深文周納”，“甚至連一個教授職稱也曆久不能解決”（唐振常《川上集·熱淚祭旭麓》），多年位居“文革”後全國最資深副教授之一。另據2004年8月13日《新京報》的《餘秋雨調查》，第二代學人中，徐緝熙也受到清查，“當時心裡非常害怕，恨不得竹筒倒水，總希望早點解脫”。他還說及第三代學人餘秋雨：“在文藝組肯定解脫得比較晚，我解脫時他還沒有解脫。”據當今滬上一位資深的文史編輯（他實際上也應歸入第三代學人）說，他當時還是工人，因在《批判》上發過三篇文章，原系統就長期将其打入另冊。足見受《批判》之累者，遠不止以上幾位學人。
四十年後，之所以重新梳理海上學人與這份雜志的諸般關系，決非曝光舊聞，攤曬老賬，而是旨在理性反思：在那個特殊年代裡，權力與學術、政治與學者、學術自由與學者人格、思想饑渴與文化禁锢之間有過怎樣的異化，留下了哪些足資後人汲取的教訓與啟示。
首先，權力與學術的關系。現在知道，包括《批判》在内的那幾份雜志，都隸屬于當時上海市委寫作組，而上海市委及其寫作組又有着通天的關系，事後說有當政者直接操控這些刊物，也不為過。但當年批林批孔，評論《水浒》，乃至“批鄧與反擊右傾翻案風”，都以紅頭文件下達，這些當政者指示市委寫作組（或工人學習班）的學人撰寫批判文章，至少程序上都在行使最高指示與中央文件所賦予的權力。身處其中的一般學人有幾個能夠洞燭高層權鬥的複雜内情，大都認定自己在為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當呐喊者，做馬前卒。及至權鬥定局、内幕揭曉，才知道站錯了隊，上錯了船。就此而言，那些後來遭清查的海上學人，不啻是這種權力異化學術的犧牲品與受害者。即以徐緝熙兩論《水浒》而言，前文已“左”，後文更“左”，但同樣都是權力操縱學術的奉命之作。可以斷言，海上學人在《批判》上的多數文章，都是權力支配下的産物。
痛定思痛，教訓是沉痛的。學術之外的任何權力，不論以何種名義，走何種形式，都不應該役使學術；隻有這樣，學術才不會淪為權力的婢女，而權力執掌者的成敗榮辱也不至于拖累學者的政治生命與學術生命。
其次，政治與學者的關系。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意識形态高度政治化，從批判《武訓傳》開始，經批判胡适與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反胡風事件，反右派運動，直至為“文革”揭幕的批《海瑞罷官》與“三家村”，政治運動幾乎從未在學術文化界消停過。批林批孔與評論《水浒》，不過是其前那些披着學術文化華衮的政治運動登峰造極而已。在這類運動不斷“洗腦”與威懾下，學者為了避免整肅與邊緣化，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唯政治馬首是瞻的思維定勢與生存本能。郭紹虞文章的主動表态，顧廷龍短文的蛇足套語，乃至其他學人文章中那些“政治性的陳詞濫調”，都不妨作如此觀。
以今視昔，殷鑒是深刻的。那些以整人為目的的運動政治，是驅人于絕境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應該從學者頭頂永遠撤除，真正讓學者研究學術，讓學術回歸學者；隻有終結政治的綁架與政治運動的裹脅，學術才不會扮演政治的廉價吹鼓手，學者才不至于出于恐懼而充當政治運動的蹩腳傳聲筒。
再次，學術自由與學者人格的關系。在當年“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政治生态下，八億人民全憑一個頭腦在思考，一切以最高領袖的是非為是非。唯有譚其骧的《碣石考》，才配得上刊發此文的當事人日後的贊揚：“一以貫之的就是在求真中求是，在那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下，不屈從于任何權威，同時又能妥善地保全自己，在學術研究上要真正做到這一點也真不容易。”成為對照的是劉大傑，其晚年有詩自述知遇之情：“殘生堅走紅旗路，努力登攀答盛恩。”他的奉旨改書也自然出以舊士子仰答聖天子的報恩姿态，及至江青示意以儒法鬥争為改書紅線，在他看來懿旨一如聖旨，也就遵旨不違，照改不誤。據其學生陳允吉說，對奉旨改書，他“在臨終時感到十分痛苦和遺憾”。
回望前塵，啟示是昭然的。就學者層面而言，一旦自我捐棄獨立人格，自由精神也就無所附麗。即便在自由仍缺乏保障的大環境裡，一個學人能否堅守價值觀，在精神思想層面獲得最大的自由，自身的人格修為還是占有相當權重的。隻有這樣，學者才能維護學術的價值與人格的尊嚴。就制度層面而言，應該進一步推動政治制度建設，确保每個學人都能享有“自由之思想”與“獨立之精神”的最大空間，生産出獨創性的精神思想，從而在中國形成迄今仍然短缺的思想市場。
最後，思想饑渴與文化禁锢的關系。十年浩劫，以“文化大革命”之名，行“文化大禁锢”之實。相信當時年當二十上下的過來人，都有同感，正處知識饑渴期卻遭遇文化禁锢，最佳讀書年齡卻找不到書讀。在這一背景下，先有批儒評法，後有評論《水浒》，在文化禁锢上開了一道窄縫，稍稍滿足了求知欲。吊詭的是，這種打着學術幌子的全國性政治運動，卻激發了一批年輕人的文史興趣，無意中催生了現已成為中堅的第三代學人。但這代學人當年在思想上卻呈現出“集體無意識”與“空洞現象”，自然易于接受當時宣傳機器的政治鼓吹。也就是說，正當嗷嗷待哺多維新鮮的思想乳汁之際，喂給他們的卻是一口狼奶。當時的政治運動以及包括《批判》在内為之搖旗呐喊的輿論書刊，輸出的都是狼奶。筆者願意坦承，當年讀了《批判》上的《論曹操的尊法反儒》（1974年7期），對其論荀彧部分頗有自己的想法，便寫了《試論荀彧的政治立場》試圖參與讨論。後來考入大學選修魏晉南北朝史時加以改定，删去了昔日把荀彧說成是法家對立面的濫調，改題《略論荀彧》收入《學史帚稿》（黃山書社，2009年），并在自序裡交待：“也算是立此存照，提醒自己：在學史起步之際，你也是喝過一口狼奶的。”
在無奶可喝時，被喂狼奶不是罪，苦于沒比較，還會習慣狼奶的口味。在《批判》上發文的第三代學人，推而廣之，現今文史學界五六十歲的這代學者，很少不受那口狼奶喂養的，但聲名藉甚後，卻少有承認自己是喝過狼奶的，有人還标榜“在那十年，我磨煉出了承受苦難、抵拒誘惑、反對傷害的獨立人格”（《忏悔還是不忏悔》92頁）。在那個年代裡，除了像顧準、張志新那樣的鳳毛麟角者，恐怕少有人有資格自稱已具獨立人格（正是這種集體性的無獨立人格，才累積成“文革”劫難的社會土壤）。在這點上，類似第二代學人戴厚英、徐緝熙那樣的反思（朱維铮盡管沒在《批判》上發過文章，生前卻從不諱言曾是“羅思鼎”成員），倒是值得第三代學人尊重的。
反觀在《批判》上亮相的三代海上學人，第一代大多老成凋謝，第二代也已基本退出學術舞台，第三代還活躍依舊，其中不乏文化精英與學界領軍。對狼奶的反思，對狼奶型刊物的反思，推而廣之，對那個特殊時代的反思，恐怕還是這些海上學人及其同代學者任重而道遠的任務。唯有深刻地清算過去，反思曆史，才能真正地啟迪後人，不走老路。
（摘自：《東方早報》 201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