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聰教授在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的講演

       今天我并不是給大家講一遍城市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而主要是結合自己的學術實踐來談怎樣研究城市史。當然這隻是一家之言。我從事城市方面的研究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大學畢業後主要是從事水利方面的相關研究，之後做交通研究，現在的領域是古地圖研究和城市研究。
　　研究城市史有很多視角，我今天講其中三個視角。一是城市的選址。我今天講城市選址是考慮到，曆史地理學這個領域和古典學或簡牍不同，在學術性之外，如果和現實一點都不聯系，對這個學科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後面也會談談關于城市減災防災的啟示。第二個視角是城址轉移。一個城市的位置是會有移動的，可能是受到自然災害如河流的影響，或是因為城市發展受到周圍環境限制，亦或是城市的功能發生改變。第三個視角是城市形态，即城市内部的空間結構，比如唐代長安城反映出怎樣的城市結構和城市管理，到了元大都的北京，又變成了其他形式。
　　
核心觀點
　　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實際上城市有一些附屬的建築物是當時古人總結的減災和防災經驗。今天我們雖然已經有了地圖，但是地圖上往往沒有注明建築用途，而如果你研究曆史，就能通過文獻上的記載發現這些附屬建築的功能，由此為城市發展或者城市化提出建議。
　　李孝聰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49-1968年，随父母在北京讀書。1978年從西藏考入北京大學曆史系。現為北京大學曆史學系教授、中國曆史地理專業博士生導師。1999-2007年，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2004年迄今，任北京大學曆史地理與古地圖研究中心主任。
　　專長于區域與城市曆史地理研究、中國古代輿圖研究、中外比較城市史研究、中國水利史研究、曆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規劃、中國古代地理文獻與地圖學史、中國地方志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城市史研究要依靠文獻、地圖和實地考察
　　首先我來談一談研究城市史的方法。
　　一是文獻。古代的地理總志和地方志是一個線索，可以以這兩者為線索去查考當時人和事的記載。例如你去查明代的志書上記載是什麼時候、因為什麼事情而修這座城，然後再去追尋最原始的史料。近代史料則應該查檔案，如工務局、社會局檔案。譬如，1990年代我同荷蘭人合作了一個項目：北京廟宇的空間分布。北京的廟宇主要包括佛教的寺院，道教的宮觀、道庵，還有伊斯蘭教的清真寺，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以及滿族薩滿教的堂子。要研究這些廟宇在一個城市裡如何分布，有何特征，在城市的運轉中起何作用，就得首先搞清楚它們在哪兒。而社會局曾經在城市裡做過廟宇和廟産的調查，對于每座廟宇在哪條街、哪條胡同裡面，何時興造，有幾間房，多大面積，住持是誰，裡面的廟産有什麼，哪些信衆來這裡燒香等等都登記在冊，所以社會局的材料可以用。另外，研究會館、商會、商鋪也都可以運用社會局檔案。我曾經在日本東洋文庫找到一些關于北京銀号的材料。大家都知道以前做生意用銀票，由票号掌管，然後出現銀号，之後才出現銀行。日本這批資料就記載了銀号在北京的分布。做上海城市研究，可以從地契、海關檔案中尋找到資料。另外，筆記、日記、遊記也都是很重要的，如外國人來到中國，他們筆下所記錄的中國城市是第一手史料。我曾經利用過一些沿運河航行的筆記，看幾時幾刻水門開，人們應該在哪兒候潮，等潮水漲了，運河的船隻才能開過去。如果你一時沒有這麼多時間閱讀這些文獻，可以先把書目找出來，然後結合你研究的哪個問題，尋找對應的資料，這就是文獻的利用。
　　其次是地圖，研究城市史不可能離開地圖。但是要想利用地圖，必須先了解到，在中國，實測城市地圖的出現，基本上要到我們社會性質發生變化的時期。因為古代的城市除了京師、首都需要畫得很詳細之外，其他地方的府城、州城或縣城地圖都不需要畫得太詳細，而改變是在土地權發生變化後，也就是洋人來了，要開埠租界，他們必須很精确地量算哪塊地是給他的，因此需要一個大比例尺經過測量的地圖。在這種情況下，才推動了中國城市地圖的發展，城市地圖基本是在中國清朝中葉以後才成形的。古地圖和現代大比例尺地形圖是不一樣的，古地圖是形象化的。而大比例尺地圖在做城市史研究的時候，大家也要非常注意。倘若真的要研究城市内部形态，要用一萬分之一比例尺甚至于更大比例尺的地形圖。但一萬分之一以上的地圖往往不在測繪部門手裡，而保存在水利部門手裡。所以當你要用兩千分之一的城市地圖，那很有可能保存在城市建設部門。
　　最後是實地考察。我對考察樂此不疲，從年輕時跑到現在60多歲，年年都出去，幾乎成瘾了。我出去看什麼呢？主要就是看城市的選址和功能。城市功能與地形、與水系以及交通線的關系，是我考察時的思考。2009年，我帶隊考察甘肅、青海交界地區的古城址。甘肅和青海交界的積石山口下來，分布着三座城，分别是宋代築的，明代築的，清代築的。宋代時期修築的城位置已經不是很清晰，隻有實地考察才看得清楚。這座城臨河一側已經被侵蝕掉了，這是宋代和青唐羌（藏族）對峙時修的軍事城堡，很重要。這個城址上方是明代重新修建的一個新的城堡。順着這條路往山上走，是清代修築的城堡。三座城址越來越往上，問題就出來了。我們在這裡做調查，詢問了當地人，他們說藏族放牧在山上，這城址下邊居住的人有回族、有漢族、還有撒拉族，沒有藏族。農業大都在城址的下方，屬于河谷旱作農業；從這個城址往上一點也有農業，是明朝時候開墾的山坡土地。因此，我們從環境開發的角度來看城市選址，就會看到，明代以前的藏人是在這一帶生活，後來他們被排擠到更高的山上。到清朝的時候，人們又在更高的地方修了一座城，也就是說，農田開發又往高海拔發展了，藏人基本上都被排擠壓縮到半山腰上了。由此我們可以觀察到，甘肅、青海地區農業經濟和城市發展的曆史，與城市選址、城址變動、農業開發，以及來這裡定居的人口數量，都有很大的關系。
　　
研究曆史上的城市選址有助于現實防災減災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我剛才提到的視角和資料的三個研究案例，主要是城市選址和減災防災關系的啟示。
　　第一個例子是安康城，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陝西安康城修築在漢水的南岸，這個城在1981年時發生過一次大水。據當地的地方文獻記載，漢江每年夏天發洪水，80年發一次特大洪水，大水都淹到了古城中第三層樓的窗台下面。當初這個城在修建的時候，城市功能就是作為陝南地區的漢江碼頭，因為物資要在這裡轉船到漢口。如果想要這座城不被水淹，就要修的高一些，可這裡是緩坡地形；如果把這座城搬到高的地方，離碼頭就有一段距離，那麼這座城作為水陸轉運的功能就會立馬衰落了。古人明白漢江年年要發大水，怎樣能夠保持水陸碼頭的商業功能，又不遭受天災呢？官員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在地勢高、水淹不到的地方修一座新城。這座新城很小，目的就是在大水來臨的時候，能使安康城裡的民衆躲在這裡避水。他們在安康舊城南牆外邊修了兩道堤，大水如果來了，也不可能在幾分鐘就漲得很快，就可以在大水剛來時，有人敲鑼告知，然後大家迅速通過這兩道救命堤逃到新城的安全地帶。在曆史文獻上有記載，長春堤和萬春堤這兩道堤是在城外面擋水用的，城南興安、安康兩座城門外修了登春堤和萬柳堤，我們在《安康縣志》附圖中可以看到。1950年代大躍進要大煉鋼鐵，就在這兩道堤上建平爐煉鐵。到了60年代，因為當地的政府官員幹部不懂曆史，也不好好看地方志書，認為城南中間這兩道堤不起擋水作用，就把這兩道救命堤給推平了。1983年那次大水時，老百姓遭殃了，沒地方跑，那次損失非常大，很多人因此而喪生。這是一次沉痛的教訓，這也是促使我們研究城市選址、城市交通等問題的原因。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實際上這些城市有一些附屬的建築物是當時古人總結的減災和防災經驗。今天我們雖然已經有了地圖，但是地圖上往往沒有注明建築用途，如果你研究曆史，就能通過文獻上的記載在地圖上找到這兩道堤，并且能發現這兩道堤的功能，由此為城市發展或者城市化提出建議。這樣或許就能彌補一些傷害和損失。
　　第二個例子是舟曲縣城。
　　2010年8月7日夜，甘肅省舟曲縣發生了特大泥石流。這個泥石流發生在舟曲縣城東側的三眼溝、羅家峪溝，吞沒了溝兩側和溝口的大片房屋建築，造成衆多人員傷亡。我們在悲痛之餘，也在思考像泥石流這樣的災害能不能避免。恰恰就是在這個事情發生的前一年，2009年10月1日傍晚我們北京大學曆史地理考察隊路過舟曲縣城，當時也對舟曲城的選址做了一次實地考察。我們驅車從東向西穿過三眼溝口進入縣城，三眼溝口因堆積許多碎石和卵石，道路已經崎岖不平，顯然屬于沖積扇緣的堆積物，而且是常态多發性。因此，當有暴雨的時候，碎石被沖刷下來也是常有之事。當時我們考察的地點正是後來發生泥石流的地方，考察的目的是舟曲老城的選址。而恰恰是舟曲老城在這次特大泥石流災害中一點都沒有受災。那麼，舟曲老城是什麼時候修建，怎麼選的城址呢？《舟曲縣志》說，舟曲城原來叫西固城，是明朝的軍民守禦千戶所城。這座城建在白龍江河流的階地上面，因此一點事兒都沒有。而泥石流沖掉的那塊地方，是清朝時候，因流民較多，于是就将他們安置在老城的東關外；光緒年間在東關和南關外開始擴展，新城跨過了三眼溝，一直修到了對面那座山上，然後還開辟了一個水門，讓溪水穿過城的東部流入白龍江。這個禍根在清朝末年就埋下了。
　　舟曲縣城的周圍都是山，下邊是白龍江。因為白龍江的沖刷，南邊是堆積岸，北岸地方很高，也就是明朝人選出來做了城址的地方。城下邊是基岩，是石頭，地基非常堅固，所以沒有被泥石流沖刷掉。而從前面提到清朝擴展出來的新城，以及近十年來的城市化，舟曲縣城發生了改變。舟曲縣也想進行城市化，卻沒有辦法向山這個方向發展，因此隻能跨過三眼溝向東發展。在溝上面蓋了許多房子，把小學也建在這兒了，而這次泥石流遭難的恰恰就是這個三眼溝。那麼，我們現在就要思考一下，泥石流作為一種自然災害，我們是很難去阻止它，但是，我們可不可以減少泥石流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呢？如果考慮到古代城市的選址，當前城市化發展的方向，當地的人們是否注意到建成區是沖積扇的溝口？如果沒有在沖積扇溝上面蓋房子，是不是能減少人員的損失呢？無論對于學者還是執政者，都必須思考這些問題。不能僅僅用地區的GDP指标或城市化水平來說明你們的業績，而更需要考慮到你自己和你領導下的老百姓的安全問題。當時明朝所建的西固城軍民守禦千戶所城(老城區)就是考慮到軍事防禦和防備洪水的兩重因素，所以在這次災害中，舟曲老城沒有遭受太大的危害。慘遭泥石流危害的正是清朝末年擴展成東關的這個地區。以上是我舉的第二個例子。
　　我們再看第三個例子吉林市。
　　最近幾年，城市化和房地産在中國大地蓬勃發展，特别是一些臨江的城市向水要地。人們滿足于所謂的“水景房”，指的是你推開家門或窗戶能夠看到江流或者湖面。“水景房”景緻雖好，但是對于可能發生的災害，房地産商并沒有考慮到。這又是涉及城市建築群選址的問題。2010年夏，松花江發生了一次大水，其實松花江年年都有大水，但就是這一年的大水淹了松花江南岸很大一片樓區。而吉林老城，日本人建築的那片商埠區沒有淹。這就要結合吉林城的地圖來看。
　　吉林原名叫吉林烏拉，最早的城址在吉林市北松花江東岸。康熙年間，甯古塔将軍從甯古塔搬來以後，為控制松花江的造船航運，修建了一座水陸碼頭吉林将軍城。當時統治者考慮到這個地方可能會遭遇松花江大水，因此将吉林城建造在松花江轉彎的凹岸，目的是依托北山。曆史上這個吉林老城的排水系統很好，地勢又高，因此從來沒有被淹過。20世紀初，日本人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就開始染指吉林地方。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日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要求清廷在吉林省城的東城牆外邊自開商埠地，《吉林市街地圖》描繪了吉林城東新開辟的商埠地。這個條約是允許日本人在吉林老城東關外劃出一塊地，讓日本人居住。老城西關外有一片的低地，實際上是讓洪水宣洩的地方，日本人沒有選在那裡。
　　從地圖來看，日本人當時選商埠地位置是經過精密測量并且選擇了最合适的地方。當時日本人在松花江南岸江堤外面預留了灘地，江堤裡面并沒有建任何的建築物。解放後，松花江南岸建了一些工廠，可是濱江路的這一塊土地并沒有建房。但是現在的房地産商在堤外修了房子，蓋了“水景房”，當然他們也知道在這“水景房”外邊應該要修江堤，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塊地方本來就是給天然河流在汛期時留足宣洩的地方。如果你不給河流預留好宣洩的地方，那麼被淹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水景房”沒有逃脫被淹的厄運，是人為選址的失誤，給人民帶來财産和人員的損失。因此，我們研究城市史，研究城市選址，不僅能夠揭示曆史上的一些事情，而且對于今天現實工作還是很有幫助的。
　　
城址轉移反映城市功能變化
　　接下來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關于城址轉移，反映城市功能變化的例子。
　　我們來看幾張地圖。這張是金朝的河北東路，你們會看到滄州，不在今天的滄州市；德州也不在今天的德州市。還有很多城址，吳橋縣不在今天的吳橋；南皮縣也不在今天的南皮。在明清時期的地圖上，南皮縣城已經移到了京杭大運河的邊上，德州、吳橋、滄州也搬過去了。也就是說，從唐、宋、金到元朝，許多城址原來并不在今天京杭大運河的岸邊上。這些城址的轉移正是發生在元朝開始修這條大運河的時候，最終在明朝完成，一直沿用到清朝，這些城址就這樣被吸引過去。
　　我曾經做過運河城址的研究，發現從魏州（唐代的魏博節度使城、北宋大名府城）沿着永濟渠向北，沿線沒有真正的建置州縣城，卻都有一個橋。魏州有“魏橋”，貝州有“孔橋”，内黃有“永定橋”，館陶有“永濟橋”，永濟縣有“張橋”，武城縣有“義王橋”，長河縣有“白橋”，安陵縣有“柏杜橋”，東光縣有“白橋”，長蘆縣就是今天的滄州，有“市西橋”，東邊是滄州，有個鐵獅子，元朝滄州遷移到橋邊。安次縣有“耿橋”，安徽的宿州有“埇橋”。這一系列水陸交通沿線，最初都沒有城，而是有一座橋。因此，肯定是因為水陸交通便利，城址被吸引過來。當城址不在橋邊上的時候，城市僅僅是一座軍事防守型的政治性城市；當城址搬到運河邊上，譬如德州、滄州、天津最為典型，城市的商業倉儲功能就提升了。城市功能發生變化，是我們研究城址轉移的一個很重要的關注點。大家做城市研究，需要注意橋渡，其軍事地位比較重要，也容易在物資轉運的過程中在橋頭形成市場。而且還要注意，在古代社會，拉纖或者是帆船，每一天在水裡的行程是50裡。所以這一帶的縣城間距是50裡不到100裡，而且在這之間可能還有鎮。
　　另一個問題是城市形态。我們可以看到，蘇北的高郵、寶應兩座城，都在大運河邊上。這兩座城在唐朝開始出現，到宋朝時運河穿城而過，可以看到中市橋、南市橋都跟運河上的橋有關系。到了明清開大運河，拓寬運河河道以通漕糧，城中間的運河窄小，船過不去，就繞城外開了新的運河。從曆史上大運河轉移到縣城西邊的曆程來看，在改革開放的經濟力度加大之後，高郵縣政府和寶應縣政府需要東遷。後來事實果然如此。常州和無錫的運河也曾經是穿城的，今天這條大運河已經都在城市外面了，說明這些城市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城市中心怎麼移，往哪個方向移，是我們通過城市史研究可以做出一定預測的。
　　
城市内部結構反映城市内部管理
　　最後，談談城市内部的空間結構，以及如何通過它來解讀城市的管理方式。
　　城市作為一種空間的現象，可以從形态和功能上得以闡釋。隻有人的活動，才能改變城市的形态，反過來我們可以從城市形态來研究，是什麼動機導緻了這樣的形态。中國城市形态曾對新羅和日本都有影響，他們模仿中國唐朝長安的那種形制，可還是不太一緻。那麼，我們的坊市制的城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為什麼會有這種形制？
　　我們從鮮卑人講起。鮮卑從北方入主中原，從在馬背上活動變成要統治中原農業地區，必須要有一部分人定居。但是，當時采軍政體制的鮮卑認為，鮮卑貴族不能和中原普通的士農工商住在一起，于是他們通過在城裡築高牆劃分街區來做分隔，這街區就叫做“坊”。坊是方形的，把城市約束得很方正。坊市制從五胡十六國到北朝再到隋唐，雖然期間也受到部分南方政權的影響，但主要還是體現了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以後怎樣管理城市。其目的是“分别士庶，不令雜居”，區隔皇室、貴族、士農工商。中唐以後或唐後期，中央權力不那麼強盛了，于是有了地方繁盛之始。坊市制這種封閉的制度因為不符合城市自然發展的規律，也就崩潰了，正是這時候出現了最富庶的、甚至比京師更繁榮的兩個城市：揚州和益州。
　　再舉一個例子，元大都是又一個馬背上的民族、蒙古人統治中原地區時建造的都城。忽必烈是一個很有作為的君主，他認為如果想要當中國的皇帝，就要按中原漢式儒家禮制建造都城。按照《周禮·考工記》帝王之居的制度：“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把宮殿和皇城建于城市中央，忽必烈的寶座坐北朝南，體現“面南而王”的傳統思維。城郭開十一座城門，符合《周易》“天地之數，陽奇陰偶”的陰陽學觀念。南面上朝，背後的鼓樓是市場。作為傳統農業國家，一定在都城裡有兩個祭祀祖宗和土地的場所，因此在左即東邊設祖廟祭祀皇室的祖先，右即西邊築社稷壇祭祀土（社）谷（稷）之神作為國家政權的标志。
　　我還要談的是另外一點。大家都知道北京東西向的小巷叫胡同，過去的學者提到胡同的含義就是水井，我認為胡同就是通道巷子。2004年我去了蒙古，在飛機上拍了一張照片。這幾年蒙古草原幹旱，草場退化，很多牧民沒辦法生活，于是就搬到首都烏蘭巴托的周圍住下。蒙古政府給他們平均分配宅基地，讓居民自己選擇建房子或者蓋蒙古包都行。照片上那些一排排房子之間等距離的通道實際上蒙古語就是“胡同”。我用一條史料佐證我的觀點。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诏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居職者為先，仍定制以地八畝為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做室者，皆不得冒據，聽民作室”。也就是說，從燕京舊城遷往大都新城者的居民，以有财力、有官職者為先，無論地位高下、錢财多寡，一律平均分配每八畝為一分的土地，在巷子裡建面積同樣大小的院子和房子，這樣就形成了北京産生建築風格一緻性的三進四合院。這是一種新的城市内部空間結構，反映第二次草原民族定居以後，統治者想出辦法來管理一座城市。

（摘自：文彙報      2013.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