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有序漸進的發展化解改革困境
蕭功秦
摘自《社會科學報》
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為什麼十年前已經逐漸邊緣化的左右激進主義思潮，在現實生活中重新崛起？這與中國“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特點有關。由于社會自治并沒有随着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而相應成長起來，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後，公民社會組織的自主性被當做不利于政治穩定的異質物而受到嚴密控制與緊縮，由于社會力量太弱，這種體制缺乏社會力量發揮社會多元整合的功能來實現善治，“強國家—弱社會”體制的劣勢也同樣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國陷入了五種困境。
威權庇護網結構與威權自利化的困境
所有的威權體制，都難以避免威權精英階層的自利化傾向，這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然而，後革命型的威權政治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屬于“強國家—弱社會”型結構。國家強勢，社會弱勢，社會對官員的制約力本來就很弱；而革命政治文化中，本來就缺乏體制内的權力監督機制，這兩個因素相疊加，就會出現體制内與體制外在對權力制約上的雙弱結構，即體制内先天地缺乏制約權力的制度安排，體制外由于社會弱，也沒有制約的能力。
正因為如此，在中國的“強國家—弱社會”結構裡，官員腐敗可以借助于權力庇護網結構而如虎添翼。這種權力庇護網結構的特點是，腐敗官員與公安、檢察、司法系統之間，在官員與上下級職能部門的朋黨之間，在他們執掌的權力與黑社會之間，形成勾結起來共謀利益的關系。這種威權庇護網支配的環境裡，腐敗行為的收益極大提升，違法犯罪成本與風險極大降低，于是腐敗會越演越烈。就以最近的廣東“烏坎事件”而論，一個村的支書可以任職達四十年之久，多年來烏坎村的支書利用職權變賣土地達6700畝，村民基本上沒有分到一分錢。這些嚴重的弊端正是與上述“強國家—弱社會”朋黨結構性弊端有關。
利益壟斷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困境
應該說，如果不存在着國家幹預，單純的市場經濟下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這樣一種兩極化趨勢，即擁有資本、技術、知識與權力者，要比沒有這類稀缺資源的人們，要更容易在市場條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場條件下的貧富分化，是競争性市場經濟的自然現象。
而且，在“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條件下，權錢勾結導緻社會不公現象，更難以受到自主的社會力量的有效監督。有權勢的政府官員，與在權力保護下獲得巨大利益的企業家，例如某些房地産老闆與煤老闆，兩者容易形成權錢交易的互利關系。政府的強勢，使這一體制最為關鍵的因素，即有權階層與财富階層之間的分利性結盟關系，難以被社會所制衡。這種結構性弊端特别表現在管理層收購政策的實施後果上。上世紀90年代後期，國有體制轉制過程中的“管理層收購”政策(MBO)，雖然客觀上對擺脫轉型經濟困境有積極意義，但也造成了原始積累式的貧富兩極分化。管理層收購的政策在經濟上确實産生奇效，多數轉制後的企業在市場競争中獲得了生機。但管理層收購獲利者以極低的價格折成隻有自己可以購得的股份，把自己管理的國有企業轉變成為自己的私有企業，産權雖然明晰了，經濟總體上也加速發展了，但由此造成的社會不公、腐敗，就變本加厲顯露出來了。中國當下煤老闆财富之多、生活之糜爛、人數之衆，令國人側目。
雪上加霜的是，正如學者指出的，在國家行政權力支配下，土地供給價格不斷攀高，而原先已經積累了大量财富的有權勢者，利用壟斷優勢進而轉向房地産，其結果是，炒房的高收入使這些富人錦上添花，居民住宅價格也不斷相應提升，低收入者根本購不起房屋，中等收入者購房成本加重，權錢結盟造成的分利化，嚴重影響社會健康發展。中國模式下的兩極分化，是以這種分利集團與失地及低收入的普羅大衆的之間的收入不斷拉大的剪刀差為基礎的。醫療、衛生、失業、教育高費用，造成社會大衆的不安全感十分強烈。
高額稅收造成的國富民窮困境
中國屬于“強國家—弱社會”體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強大動員能力來發揮其稅收潛力，來實現強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間社會對此的制衡能力很弱。根據
從經濟上說，造成目前社會财富分配嚴重失衡的主要體現，就是中國極為龐大的行政公務支出。以政府費用在國家财政支出所占比例看，中國不會少于30%，有的專家甚至估計可能會達到37.6%。這與世界上多數國家此項開支均未超過10%形成了強烈對照與反差。
據專家披露，近年來，“三公(公車購買和使用、公費出國及公款招待)”年消費額高達數千億元人民币，其中還不包括國家公職人員的個人收入總額。龐大的财政支出的根本原因就是吃國家财政飯的公職人員數量的異常龐大。中國的“官”“民”比例早已大大高于改革開放之前。即便是在10多年前1998年，也隻是40人養一名“官”，而今天己變為26：1。在中國每年一次的招考國家公務員的活動中，都會出現成百上千人去競争一個職位，這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弊端。權力與高稅收使公務部門成為直接受益者。雪上加霜的是，如此龐大的三公開支，即缺乏透明的财政預算，又缺乏有效的對财政預算使用的監督與管理。
據報道，中國科學院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宏觀稅賦占GDP的比重為34.5%。按照世界銀行标準，低收入國家宜為13%左右，中上收入國家宜為23%左右，高收入國家30%左右，2010年中國仍屬于低收入國家，但是，稅賦已經達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貧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處境困難，而且連中産階級都有可能因房價猛漲而走向貧困。整個社會大衆在高房價壓力下、在教育費高漲的壓力下，消費無力。其結果直接導緻社會消費嚴重不足，經濟拉動困難，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對這種消費不足産生的矛盾，政府沒有從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強國家雄厚财力，用巨額投資拉動國營經濟，如高鐵事業，造成壟斷利益集團新的巨大腐敗機會，而且由于此種投資拉動難以見效，一旦拉動不下去，也隻能是印鈔票一途，老百姓勢必進一步成為通貨膨脹的受害者。
“國有病”困境
在“強國家—弱社會”體制下，當政者有一種強固的觀念，即認為國企是國家安全與體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強化并向國企利益傾斜的政策，從政治穩定的角度來說，都被認為是大方向正确的。國企的“非經濟思維”(即從政治角度來考慮經濟決策)的特點，使原來已經嚴重的“國有病”更是雪上加霜，社會上人們普遍對“國進民退”的趨勢産生憂慮。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統計，以壟斷行業為例，2008年全國行業就業人群中，壟斷行業占全國就業人群的8%，卻拿走了全國工資福利的一半，形成巨大的行業不公。職工福利在不同企業中實際執行上的差異，扭曲了人們努力的方向。中國越來越盛行的考公務員熱，近百人甚至數百名報考者中取一名的高比例，正是這種趨勢的表現。
國有病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上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有權勢的政府官員與權力保護下獲得巨大利益的企業家，形成壟斷性的分利集團，雙方結成權錢交易的互利關系，他們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額利益；另一方面，高房價又使中産階級與普羅大衆财富積累困難，這就形成“中國模式”下的兩極分化。
社會創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自建國以來，社會文化自主生長的能力本來就很弱小，而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強國家—弱社會”威權模式下，由于公民社會缺乏，原先由社會承接的社會功能，如教育與文化，均由強勢國家包下來，國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傾向性，這就使中國的教育、文化等社會精神文化建設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約束。而且，在強國家體制下，行政官僚體制以政權穩定為主要追求目标，這就會以種種方式來抑制社會自主性的發育。官場隻能按規定辦事，行政官僚“保姆”對文化教育的強控制，也勢必對社會的原生态的文化創造力産生消極影響。
因為公民社會的缺乏，民間文化缺少自治組織的力量，處于一盤散沙的局面，文化的自生長性沒有發育起來，這種局面是不利于文化建設的。我們目前家庭倫理危機、誠信危機、道德危機，并不是因為政府宣傳得不夠，而是因為社會自主領域本身整合人的精神和倫理的系統，并沒有充分地發展起來。
中國現行體制的社會創新能力的退化，還與官僚國家的獨大趨勢有關。鑒于中國轉型的複雜性，中國最需要的是，政治精英必須是鄧小平所說的“明白人”，而且需要有前瞻性與想象力。然而，在形格勢禁的官僚制中，産生此類政治家的條件極為苛刻，隻有在經曆極大危難之後，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在老一輩有資望與經驗的革命元老中出現鄧小平這樣的撥亂反正的強勢人才。20世紀80年代初期，有一大批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由于時代需要而進入官界，然而，随着官僚體制的常規化、定格化，這個體制就越來越難以産生具有遠見卓識與獨到見解的政治家。科層制、官僚制本能地趨向于保守，官僚體制的特點就是以一種特定的尺度來選拔官員，官位升遷的誘惑力與官場文化中的角色期待與定位，會把進入官場的人們按一種特定模式加以改塑，這就使官場無法産生應對複雜環境挑戰的人才。清代學者法式善說：“小才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然而國家利害安危大機括所在，非曉事之臣不能明其機微。”陳舊的體制反向淘汰的結果，往往隻能使“小才私智”者左右逢源，如魚得水，而很難使通達事理的“曉事之臣”脫穎而出。
在缺乏改革氣氛的文化裡，官僚體制有可能衍生出一種逆向淘汰機制，官場會自動地排斥一切具有變異能力的人物。官僚制曆來是一個大染缸，把有思想有創新意識的人統統清洗出去，把官場中的人們染成同樣的顔色。體制往往不需要那些有遠見卓識或雄才大略之輩。在官僚體制内最具有适應能力的，正是這樣一類人物：隻顧眼前、不管将來；隻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胸無大志、得過且過；知難而退、有所不為。
通過中道理性，化解左右之争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上述五大矛盾不斷積累與升級，社會不滿情緒必然會刺激并強化左右激進主義思潮的進一步膨脹。各種社會不滿情緒往往借助左右兩翼的激進主義思潮話語來予以表達。左翼的民粹主義就是所謂文革左派，右翼的民粹主義就是激進自由主義革命，這種激進主義思潮都會以簡單化的意識形态口号來挑戰現行秩序。近年來這兩種思潮發出越來越強勢的聲音。
一方面，某些西化的激進自由派确實有可能運用“公民社會”，來挑戰執政黨的地位，并引發政治沖突與社會不穩定，但另一方面，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建設，對于多元社會的善治，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功能，我們必須堅持十八大的精神，大力發展社會組織，增強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平衡發展能力，通過有序地發展社會自治組織與公民社會，為中國更高階段的社會主義民主發展夯實基礎。沒有社會主義的公民社會的發展，民主也是空話，現代文明國家的建設也無從談起。
可以說，左派要求的社會公平，右派呼籲的公民自由，都可以在有序漸進的現代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得到實現。從長遠來說，通過中道的理性引導下的漸進改革，是化解左右之争的根本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