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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報:《鄉村、醬油與契诃夫》
作者:上海師範大學 田洪敏
一日鄉村老師
今年春上,我因為一個好友的邀約,和她回到她的家鄉為鄉村小學上一節外國詩歌課。雖說是鄉村,其實不過距離上海一個多小時高鐵的距離,說起來都是江浙的好山好水好人——昨日有文化名人坐鎮祠堂,今日也有商賈們手拉手環擁世界,豐裕得很是平常與合理。
做老師久了,難免“挂相”,一種大概是古代私塾裡嚴師的樣子,一種是不是像是契诃夫說的,一年中倒有八九個月過着隐士一般的日子,“在孤寂中一天天變蠢了”;常常會因為自己舉止笨拙而紅着臉,在别人面前找不到合适的表達方式而淌汗;至于像西人那樣的立在桌子上,“努力尋找自己的聲音”;“必須經常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就算不再擁有往昔也具有英雄之心”,大概隻有在電影裡還铮铮有聲吧。現代年輕的老師大概也想象着可以是一種沒有“行迹”,也沒有“痕迹”的職業,像是武林高手騰空乍起,揮灑長劍“嗖嗖”擋住了無數飛箭,卻突然被暗器傷了心。
我做老師已經很久了。臉上有無“挂相”,人知我不知。
小時候我的理想是做個打醬油的,主要是喜歡醬菜店的味道,後來一直也不讨厭蘇童的小說就是因為他寫過醬菜園子。我覺得用一個小提鬥兒“咕咚”一下從大缶裡“拎”出醬油,再用小漏鬥兒“嘟嘟”地倒進空瓶子裡是最體面的職業,要是趕上好時節還能從打醬油的錢裡扣除一點“體己”留着買麥芽糖吃,那簡直就是我最大的人生理想了。自己也知曉是無甚出息的理想,所以從來沒敢在小學作文裡寫過,偷偷地将這個理想揣在衣服底下等着以後“焐熟”它。長大後我愕然發現醬油都是瓶裝的了,“打醬油”由一個動詞變成一個表人名詞。我始明白,小時候胖不算胖,小時候聰明是真聰明,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預測我一生的職業是一個“打醬油”的。
好友給我布置的任務是給孩子們講講俄羅斯鄉村詩歌。所說的鄉村學校也并非樣闆間一樣的希望小學的面貌,正相反,青山綠水間一座蠻漂亮的校園,鄉村小學的孩子和城裡孩子唯一的不同,是他們的父母多數在外打工,他們和老人留守,除了在家裡的生活寂寞些,隻能在電腦遊戲裡找樂趣,其他都還好。所說的俄羅斯鄉村詩歌嘛,因為翻譯成中文的外國詩歌的通病——設置了不少主語,迥異于中國詩歌,孩子們笑作一團。我擔心他們笑得不夠徹底,所以用俄文朗誦了幾首詩。他們“反了天”,發現俄語這東西比村子裡的雞鳴狗吠還有意思,所以在最後的自己寫“外國詩歌”的環節裡,一個小男孩兒給我提交的作業是“睡覺的時候像頭豬”,并且一再追着我問如何學習俄語;女孩兒隻是反了一半的天,她們提交的作業還是“像小貓兒小兔子小鳥兒地睡覺”。我大概心裡藏着無法行諸文字的霧氣,覺得詩歌作為文學作品雖然标準不同,到底是個人行為,如何可以将個人行為轉化為大衆行為是艱難的過程;盡管如此,作為外國詩歌的态度卻是真切的,鄉村的孩子們,既然可以在田野邊等校車的時候哼着歌,在暗夜裡思念着在城裡打工的父母,在遊戲裡知道了一個外國隐者的長長的名字,在爺爺奶奶的方言裡假裝說普通話;對牛“彈琴”或者對馬“說話”,那麼當然就可以像豬像狗像鴨子和像雞仔那樣睡覺。這一點上,外國詩歌到底土氣與颟顸些的。
說到底,是領着一群孩子胡鬧了一陣子罷了。之前程式化備課的東西好像也沒有用得上,教室裡桌子椅子“哐哐铛铛”挪來挪去的聲音讓孩子們興奮。他們彼此圍坐,更方便低聲或者高聲說笑,我們能夠吸引他們的最終還是各色彩色鉛筆和彩色圖畫紙。我倒也覺得達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隻是瞄着期待我們的校長,心裡有些愧疚,擔心讓他失望,更加擔心自己的叨擾。校長在這裡工作20多年了,他不停地安慰我們說這個不到百人的學校很少有外人來,孩子父母都在外打工,無論講什麼孩子們都喜歡。我笑,心裡釋然了不少,就當自己是一個動物突然闖入學校吧。
契诃夫的渴望
契诃夫認為一個鄉村小學教員應該聰明、有學問,應該是一個熱愛自己職業的藝術家,應該什麼都知道,應該受到特殊的待遇,而不是懷着“充軍”一樣的心情去工作。契诃夫在短暫的一生中除了留下我們今天熟悉的文字,他還真正地行醫,建立學校、圖書館,關于他的社會活動大概都是因為他本人溫和而淩厲的拒絕訴諸報端而不得知。甚至哪怕是真誠地舉杯祝賀也令他羞赧與厭倦,起身離去。關于契诃夫的傳記文字不可勝數,可是沒有人可以很清楚地回憶他在大學裡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甚至他究竟是在哪一年開始文學寫作都隻能權且定在1879年。盡管如此不喜與外界交道,在住在雅爾塔的時候,拜見他的人當中小學教員最多,他溫和單純的目光總是能夠讓人安心。他幽默地拉着高爾基的手,說有些時候人大概很是羨慕一隻狗的。高爾基常常可以在契诃夫那裡遇到形形色色的小學教員,以緻于在契诃夫去世後,高爾基還是從小學教員寫起了這位偉大的作家。
有時候,也有矯情的女子來拜訪契诃夫,她們囫囵地提出龐大的時事與政治問題、甚至是哲學問題,直到契诃夫談起蜜餞來打斷她們。而我,擔心自己也在心裡穿了一件19世紀末女子們穿着的裙子,裙裾的沙沙聲叨擾了這裡的清淨——做一個智者般的導師嗎?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大概是像高爾基說的是野蠻人用來裝飾自己的貝殼與魚齒。
教育到底是複雜的問題吧。記得一次在青海和友人旅行,大家在青海湖邊上圍着一隻小青蛙逗趣兒。一個同行好友的三歲兒子突然從人群裡跑出來一腳踩死我們眼前的青蛙,然後得意地跑開。所有的人因為沒有防備,一下子兀地沒有聲音,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多年後這個孩童踩死青蛙的瞬間還是留存于我已經褪色的記憶裡,這個孩子已經長大了吧;另一次,在韓國路過一個叫做“MIA”的車站,車站的名字聽起來像是一種酶,好像可以分泌甜津津的唾液。雨中,一個七八歲的韓國男孩兒在母親的呵斥下恣意地流淚,無畏地大聲自辯,媽媽的臉上卻沒有絲毫的暖色,我從他們身邊走過,耳機裡放着一首韓語歌,雖然歌詞不懂,可是音樂裡的悲欣就像是這個世界永遠聽不懂孩子的辯解。
曾經教過的一個韓國學生用不流利的漢語說,以後隻想做一個幼兒園老師。問她為什麼,她倒是沒有使用抽象的詞彙,她笑着說,小孩子愛我總比我愛他們多一些吧。多少教育家的話刻在牆上寫進書裡埋在地下我都忘記了,卻記住了這句。說到底,教育大概也平常得像空氣一樣,既在意事實,也在意想象,才可以讓身體和心靈都呼吸的那種東西吧。
請讀者原諒我在這裡提到契诃夫,雖然這多少有些牽強,但是契诃夫并非是作為一個苦行人或者修行人隐形于這篇文字當中。我無意去渲染契诃夫的偉大,因為他從未打算也不喜歡建立一整套完備的理論折磨人們已經疲倦的心靈。很簡單的,他渴望的社會活動是創建學校、圖書館或者診所,能夠親自參加創建學校平整土地也是他的樂事之一。他住在雅爾塔不大的園子裡,有時候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寫作時間、發着燒,輕微地咳嗽着,聽一些害羞的、衣衫破爛的,可能已經患有喉頭炎的鄉村教員紅着臉說着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組織的話語,他嘛,總是微笑着傾聽着這些。1901年在他寫下的遺囑裡還允諾資助一個農民的女兒讀書直到中學畢業。
忘記說了,契诃夫本人也是個很好的園藝師,他采用最基礎的對待任何事物的态度來對待這個園子,讀園藝類的書,決定可以種哪些樹。1903年夏天,他在寫給妹妹的信中說道,“園子太小,最好不要種栗子樹,因為它們鋪得太開了,會占去一半的園子。種什麼樹,我可是頗費周章呢,再過那麼兩三年你就會看到了,我隻會種那些我喜歡的樹”。他開玩笑說如果自己不做一個作家的話,就去做個園藝師。我厚着臉皮借用這樣的話,如果不做一個老師,我也願意做回小城賣醬油的人。
細雨蒙蒙的江南早春,尋常鄉村的鐵爐與不曉得是誰家飄來的炊煙也都還在,老人看見外來人也都立在自家門口或者橋面上看熱鬧,土狗也拼命虛張聲勢地叫。一切都剛剛好。正是不用任何裝飾也美麗的季節。我搭乘傍晚的火車回到了熱鬧的上海,地鐵上人山人海,我手裡卻還抱着一袋子鄉村帶來的梅幹菜,擋了不少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