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6月30日10:35 來源：文彙報 蔣傑

北永吉裡（左）、南永吉裡（1939年）

興建後的西門菜場

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地“樹德裡”所在的區塊，位于“西門區”中部偏北地帶。

中共誕生地所在的“樹德裡”坐落在望志路（今興業路）西側，建成于1920年夏秋之間，屬當時法租界管轄的西門區。法租界對革命黨人和政治組織而言如同一座“安全島”：一是巡捕房任何拘捕行動須獲得法國總領事許可才能執行，且批捕程序繁瑣；二是法租界警務處的警力有限，尤其是對西門區這樣的新區控制力不足。西門區人口流動頻繁，裡弄建築内部的四通八達，易于長期隐蔽潛伏。

中國共産黨的成立，無疑是中國近代曆史的一個轉折性事件，不僅徹底改變了20世紀來中國曆史的發展軌迹，也對當下的中國政治和國際格局産生着持續影響。有關這一事件的研究，過往學者多從考訂史實、分析影響及提煉意義等方面入手，而對于共産黨為什麼會誕生在上海、又為什麼會誕生在法租界，反思不多。對于中共誕生地展開環境和空間的考察，并非毫無意義。了解這一街區如何産生，又具有哪些特性，亦有助于對中國近代曆史和中國共産黨的曆史，形成某些新的認知與理解。

20世紀的最初二十年，對上海而言，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大時代。一方面，西方殖民者乘虛而入，不斷利用國内政治危機，一次次擴張租界，破壞中國主權；另一方面，在政治與資本的共同作用下，上海的城市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一個個新街區不斷湧現，現代上海的城市骨架就此奠定。

法國人無疑是租界擴張的最後一個受益者。1914年，他們故技重施，利用袁世凱鎮壓革命黨之機，以“法租界不得用作反抗袁世凱政權的根據地”和“不得成為革命黨人的隐藏地”等兩條空洞許諾，輕易換得北洋政府對上海法租界第三次擴界的許可。這樁“一本萬利”的交易，不僅使法租界獲得了六倍于前的土地，同時也使上海縣城以西的大片土地，脫離中國當局的管轄，進入了法租界公董局的管理範圍。

擴界完成以後，為強化對新區的控制，同時也為了開發這一地區的商業價值，公董局大興土木，啟動了規模龐大的築路計劃。從1915年至1920年，東西向的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今複興中路）、望志路（Rue Wantz，今興業路）、西門路（Route Siemen，今自忠路西段）和天文台路（Rue d’Observatoire，今合肥路）；南北向的貝勒路（Rue Amiral Bayle，今黃陂南路）、白萊尼蒙馬浪路（Rue Brenier de montmorand，今馬當路)、菜市路（Rue du Marché，今順昌路）和平濟利路（Rue Bluntschli，今濟南路），或新築，或延伸，與之前已經建成的呂班路（Avenue Dubail，今重慶南路）一同構成了一個新街區的框架。這個新街區即是“西門區”（Quartier de Siemen），中國共産黨後來就誕生在此區域内。

随着時間的流逝，西門區早已成為一個曆史的概念，現在已很少為人所知。它的範圍大緻西起呂班路，北以蒲柏路（Rue Auguste Boppe，今太倉路）為界，經白爾路（Rue Eugene Bard，今自忠路東段、濟南路和太倉路）與藍維霭路（Rue du Capitaine Rabier，今西藏南路南段，肇周路）相接。在南面通過徐家彙路（Route de Zikawei，今肇嘉浜路）與呂班路回合，總面積約為1.3平方公裡。現在上海“新天地”所在的太平橋社區就坐落其間。

呂班路是區内最早建成的一條馬路，也是後來法租界中部的交通要道，它的修建甚至早于法租界的第三次擴界。1900年，剛剛完成第二次擴張的公董局并不滿足，繼續從事着非法購地、越界築路活動，這條馬路就是這個時期的産物。呂班路最初的長度僅有1.35千米，寬15英尺。路面用碎石鋪成，道路兩旁植有樹木。另一條重要的南北向道路是貝勒路，它始建于1901年，最初命名為“峨眉路”，1906年改稱“貝勒路”。第三次擴界完成後，公董局決定将其向南延伸與白爾路和西門路相交，總長度也延伸至1.853千米。中共誕生地所在的“樹德裡”就坐落在這條馬路的西側。與中共誕生緊密相關的另一條道路是望志路。“樹德裡”就坐落在這條街道的北側。該路始建于1916年，東西分别連接呂班路和白爾路，長500米左右。1915年，公董局工程師望志（M. Wantz）因傷寒在滬去世，為表彰他為法租界城市建設作出的貢獻，公董局決定以他的名字來命名一條新建的馬路，望志路由此得名。總而言之，在公董局的大力推動下，到1920年前後，西門區的交通建設取得了重要進步，道路網路已初步形成。

與道路修築一同推進的是拆除老舊建築、整理土地、鋪設下水管道以及安裝照明設施等基礎設施建設。随着這些工程的相繼完成，資本開始湧入這一地區。尤其是江浙移民在1910年代後期的大量湧入，使得這一地區的房地産業開始興起，一幢幢中式裡弄建築開始出現在這一街區。

“樹德裡”所在的區塊，坐落在西門區中部偏北地帶，即今天太平橋地區的“109”區塊，由貝勒路、望志路、馬浪路和蒲柏路圍成，面積約0.02平方公裡。在公董局和地産商的推動下，以1917年為起點，這個區塊迎來了一個除舊布新的大開發、大建設時代。區内原有的破舊建築被拆除，代之以新建的房屋和店鋪。這些建築多為磚木結構、瓦頂粉牆的中式裡弄，計有福壽裡、勤餘坊、明德裡、樹德裡、居仁裡、昌星裡、聿德裡、福芝坊、敦仁裡、大華裡、永慶坊等。大約至1930年代中後期，這一區塊已沒有空餘土地。

中共“一大”會址所在的“樹德裡”建成于1920年夏秋之間，業主為一名李姓婦人。法租界曆史上，一共出現過四處“樹德裡”，中共誕生地所在的樹德裡又常常被稱作“貝勒路樹德裡”或“望志路樹德裡”。這

幢建築有2排，共9幢樓房，坐北朝南，磚木結構，風格屬于典型的上海石庫門式樣，外牆青紅磚交錯，鑲嵌白色粉線，門楣有礬紅色雕花，黑漆大門上配銅環，門框圍以米黃色石條。第一排5幢樓房沿着望志路而建，房屋落成不久，沿街的106号、108号（今興業路的76号、78号）兩所房屋就被李漢俊兄弟租下，1921年中共“一大”就在106号内召開。

盡管在第三次擴界後的五年内，西門區的建設開發已取得了很高成就，但尚不能将此時的西門區與後來人們心目中繁華、發達的法租界相提并論，更不能與今天的“新天地”同日而語。很多研究者在檢讨中共“一大”為何在法租界召開時，常常将法租界的摩登、繁華和宜居作為一個重要論點。但1920年代和1940年代的法租界畢竟存在很大差異。因為1920年代的西門區尚處于草創階段，不僅道路規劃并未得到完全實施，區内的房地産開發也正處于起步階段，商業機構的數量有限，人口也十分稀少。以“109區塊”為例，1920年時，望志路北側已有一些建築建成，但南側還沒有蓋上房子，還是一片菜地，在菜地的一旁僅有一座庵堂，沿馬路西邊的房屋也沒有建造，僅有一些平房和幾家小手工業工場。就像現在上海的市區和郊區的結合部位，人煙稀少，地方很冷偏。（陸米強：《李漢俊巧設中共“一大”會場》）。多年之後，随着南側的開發與建設，整個望志路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至于前來辨認“一大”會址的楊淑慧不知所措，久久不能确定“樹德裡”的所在。

1853年爆發的“小刀會”運動，不僅為外國租界的擴張提供了第一次機遇，也為租界當局設置獨立于中國政府的警務和司法機構找到了借口。此後，伴随中國國力的一步步衰頹，到20世紀一二十年代，上海的中國當局對租界的警察和司法管轄權早已名存實亡，不僅華界的巡捕、警察無法進入租界辦案，就連設在租界内的會審公廨，也被租界當局控制，租界由此變成了特殊的“國中之國”。這種畸形體制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破壞中國主權；另一方面，客觀上構成了對抗專制王權和軍閥勢力的一道“防火牆”。上海租界的存在，無異于在中國的專制權力上打開了一道縫隙。

對革命黨人和政治組織而言，租界就如同一座“安全島”。無論在晚清還是北洋時期，他們都會把這裡作為首選的革命基地，開展思想啟蒙、政治宣傳，甚至策劃武力對抗等活動。例如，因涉嫌上書李秀成而遭到清廷通緝的王韬就避居租界内，成功逃脫了清政府的追緝。又如“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有為遭到清廷通緝，也是躲入租界才得以設法出逃海外；1903年，因“蘇報案”遭到清廷起訴的章太炎、鄒容，也正是得益于租界的保護，才逃脫了殺頭大罪，僅分别判處三年和二年監禁。

民國建立後，國内的政治環境并未得到改善，反而由于軍閥當道，政治氛圍變得更加壓抑。“五四”前後，軍閥勢力控制下的北京，已呈現出政治高壓的态勢。相對而言，殖民者控制下的上海租界，有很多縫隙可以利用。政治生态不斷惡化，大批北方知識分子紛紛南下，使得上海成為宣傳共産主義等種種新思想、新理論的中心。

相較而言，在上海兩租界中，法租界對知識分子和革命者的吸引力更大。這一方面是受到政治模式的影響，工部局由于不對任何組織負責，所有它的巡捕房可以直接命令巡捕抓人，而法租界巡捕房由于受法國總領事領導，因此任何拘捕行動必須首先獲得後者的許可才能執行。另一方面，公共租界崇尚經濟實用的理念，巡捕房更趨于為了金錢利益答應捕人或放人的要求，而法國領事卻經常要堅持自己的價值理念，不肯輕易對中國當局的要求做出回應。此外，法租界繁瑣的批捕程序，容易為革命黨人的逃脫和營救提供機會（張玉菡：《中共建黨與上海複興公園街區》）。法租界的制度設計和價值理念客觀上為中國的革命者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當然，我們切不可将此理解為租界當局對中國革命的同情。

法租界能夠赢得知識分子和革命者青睐的另一個原因可能在于，法租界警務處（Services de Police）的警力有限，對租界社會，尤其是對新區的控制力不足。法租界的警察力量始建于1860年代，作為法租界公董局最早建立、也是曆史最悠久的一個行政機構，警務處在法租界當局的行政體系内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也承擔着廣泛的職責。在和平時期，它需要擔負的責任非常廣泛，既包括打擊犯罪、政治監控、情報搜集，也涵蓋文化監察、風化管理以及城市交通管控等。因此，自該機構建立之日起，就成為法租界當局最為倚重的行政力量。盡管地位如此重要，但警務處一直存在警力不足的困擾。

在法租界完成第三次擴界後，公董局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是如何管控這一面積遠大于舊區的擴展區。1915年，法租界總共被劃分為四大區塊，分别由四個捕房負責日常的治安的維護，分别為：中央捕房（Poste Central）、小東門捕房（Poste de la Porte d’Est）、西捕房（Poste d’Ouest）、越界築路（Poste Extérieurs）捕房。在這一年，法租界警察的全部人數僅有603人，包括了警官、警員、翻譯、園丁、警探、司機等，而此時法租界的全部人口已将近15萬人。負責包括西門區在内的越界築路捕房，僅有警察101人，其中能夠包探人數隻有4人，而能夠出警的巡捕十分有限。

為了适應租界擴張之後的新形勢，加強對新區的控制，1918年法租界警務處調整了警區分布與捕房的設置，原有的四大捕房變成五大，分别為小東門捕房、北捕房、霞飛路捕房（Poste de Joffre）、中央捕房和寶建路捕房（Poste de Poittier）。原有的中央捕房變成了北捕房，而在薛華立路建立的新捕房成為了新的中央捕房。警察人數增加為732人，西門區被劃入霞飛捕房的管理範圍，警察人數為145人。其中僅有華人包探3人，能夠出警的巡捕人數不超過120人。長期供職于法租界警務處并擔任高級職務的薛耕莘坦承，法租界警務處的警力是不足的。因此難以對法租界，尤其是租界内的各種思潮和政治活動實施嚴密監控。

事實上，法租界公董局在西門區的警力不足，還可以從這一地區頻發的治安案件中得到反映。1921年1月10日的《申報》報道：

法捕房包探查得界内貝勒路永慶坊第十八号内私煮煙膏，秘密售煙。1922年11月29日的《申報》報道：法新租界望志路荒地上昨晨發現一具被勒斃的女屍。

1925年3月3日的《申報》報道：

法新租界望志路永吉裡三十七号某姓家有餘屋一間，前晨九點鐘突來盜匪三人，以租屋為由，一擁入内，袖出手槍，劫去衣服現洋等共值五百餘元。

現在的望志路一帶已經發展成為上海最繁華的地區，今天的上海人恐難想象上述殺人、販毒和搶劫的惡性案件。然而，一百年前，這裡還是環境荒僻、人煙稀少的地段，由于警力不足，租界的社會控制力量有限，難免頻發治安案件。對普通的居民而言，這個街區也許意味着混亂、不穩定和危險，但對于一些特殊的人群而言，這又是一塊難得的空間，因為最危險的地方也許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作為一個新興社區，西門區或者說“109區塊”附近地區，對當時上海的一些特定群體和社會階層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些群體既包括同鄉會、學術文化組織，當然也包括國民黨和共産黨在内的各種政治團體，如“中國各界聯合會總會”、“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星期評論》社以及由李漢俊主持的“新世紀叢書社”等。許多政治人物在這裡留下過足迹，包括蔣介石、于右任、邵力子、柳亞子、陳望道和屈文六等。

探究這一街區廣受青睐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區位合理、交通便利、房租低廉。

從區位上看，一方面，1920年代的西門區還部分保持着江南農家的景觀，人口密度較小，環境甯谧，但它距離當時的市中心并不遙遠，無論前往南京路、外灘，還是南市老城廂，步行一小時内可達；另一方面，這一地區早已開通電車，所以即使前往距離較遠的虹口、楊樹浦和徐家彙等地區，也不會感到不便。因此，對那些既無經商需求，又無上工需要的知識分子而言，這一街區尤其具有吸引力。

另一個優勢是房租低廉。20年代的西門區尚處于城鄉結合部，區内的房屋又多以中式石庫門為主，因此較之東部舊區和西部西式住宅區，這一帶的房租相對便宜。據李書城夫人回憶，李漢俊當時租下樹德裡石庫門的價格僅為16元每月，而在相距不遠的薩坡賽路以西，租住花園洋房則需要支付約80元每月的租金。

相較于其他群體，職業革命家可能更看重這一地區特殊的空間結構和居民構成。從法租界的空間布局來看，西門區以東是以公館馬路為代表的法租界舊區，商業繁盛，人口稠密，同時也是上海幫會勢力的盤踞之地。而西面則是正在興起的西式高級住宅區，人口密度較小，環境優雅。北面緊鄰霞飛路，南面則靠近上海著名的棚戶區和法租界工業區。因此，西門區就成了法租界貫通新舊、聯系中西的要沖地帶。

在西門區内，中式石庫門建築占據着主導地位。在近代曆史上，這種建築構成了老上海數量最大、居住人口最多的建築形态。一個個石庫門裡弄分布于上海市區的各個角落，而一排排房屋又構成了一個個獨立的空間。石庫門的前弄是大門，後弄是後門，前後相通。在空間上，通過支弄、總弄和街道相連接。此外石庫門的布局和形态又極為相似，因此陌生人一旦進入其中往往摸不清方向。有研究顯示，“一大”期間闖入會場的陌生人可能就是法租界密探程子卿，而他突然闖入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為對樹德裡内部結構不了解而錯入所緻（朱華：《巡捕闖入中共“一大”會場新說》）。

由于租金低廉，西門區一帶的石庫門常常成為外來者來

到上海後的首選落腳點，這些人口流動頻繁，因此這裡無法形成一個穩定的社區。居住在這裡的人，三教九流，無所不包。既有職業革命家，也有煙館妓院的經營者和顧客。它既是韓國流亡者的聚居地，又是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進行創作的場所。而此時法租界也沒有建立起保甲制度，因此難以對這裡形成有效的社會控制。

裡弄建築内部的四通八達，有助于預警和逃脫，而區内居民成分的複雜，又易于長期隐蔽潛伏，所以職業革命家常常将秘密據點設在西門區的石庫門之内。如果說由于規模有限，樹德裡還無法完全展現此類建築在開展革命活動方面的種種優越性，那僅僅一街之隔的“永吉裡”則可以完全體現出這種優勢。

永吉裡坐落于樹德裡西側，東西分别以馬浪路和薩坡賽路為界。與樹德裡類似，望志路将其一分為二，形成了北永吉裡和南永吉裡的格局。永吉裡始建于1922年（現已拆除改建為高層公寓），舊式磚木石庫門建築，南北兩部分由八排房屋組成，共有石庫門住宅80餘幢。該裡占地面積龐大，區内建有相互連接的支弄9條，這些支弄又分别于外部的望志路、馬浪路和薩坡賽路相連。得益于此，國民黨、共産黨和韓國獨立運動革命者都曾在這裡活動。

1924年5月中旬，國民黨江蘇臨時省黨部在松江成立。由于交通不便，後遷入永吉裡34号。次年8月23日省黨部在永吉裡正式成立，并将永吉裡41号租下，作為各部辦公室及宿舍。包括共産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在内的柳亞子、朱季恂、侯紹裘和黃競西等都曾在此處工作、生活過。“五卅運動”爆發後，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在5月30日動員工人和學生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總指揮部就設在永吉裡34号國民黨省黨部内。1919年“三一運動”遭到日本血腥鎮壓之後，大批韓僑流亡上海，其中大多數人就居住在西門區及附近地區。韓國臨時政府國務總理盧伯麟與安重根的弟弟安恭根就曾住在永吉裡。

由于常有革命分子居住在此，永吉裡常常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1926年10月，法租界大批巡捕突襲永吉裡34号，搜查共産黨機關。由于及時撤離，巡捕并未捕獲共産黨員，而僅僅是搜查到了一些批評軍閥孫傳芳和反對現政府的印刷品及信劄數封而已。但有時革命黨人也未能成功逃脫。例如，1927年2月上海第二次武裝起義期間，一批密探突然闖入永吉裡86号，由于未能及時撤離，上海大學陳富文、闵蔭昌、傅鴻鳴、戴益臣、徐春棠等六名革命學生被當場拘捕。

由于永吉裡的種種優勢，即使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仍在這裡設置秘密據點。“四一二”事變後，羅亦農讓黃競西接替已經犧牲的侯紹裘，擔負起重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左派）的重任。黃競西返回上海後，立即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重建江蘇省黨部秘密機關。法租界的秘密機關就設在永吉裡35号。但後來由于束炳如的叛變，導緻上述機關被相繼破壞，黃競西也不幸被捕犧牲。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