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羅馬帝國的衰亡”，比爾德更感興趣的是“羅馬如何從意大利中部一個毫不起眼的小邦成長為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并統治如此之長時間的”。這也符合近年來羅馬史研究的一個大勢。如比爾德自己所說，自吉本以來的将近兩個半世紀的羅馬史研究，新發現更多地來自看待問題的新視角而非新材料。不同時代的學者帶着不同的優先關注和着眼點，使得遙遠的過去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向我們言說。
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劍橋大學紐漢姆學院古典學教授，英國當代最富成就和知名度的古典學者之一。她的履曆上有這樣輝煌的一條：其本人曾經是劍橋大學古典學專業唯一的女性講師。在這個男權中心主義最根深蒂固的學科，她憑借一己之力沖破性别藩籬取得一席之地、且成為這個領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無疑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在迄今40年的學術生涯裡，她筆耕不辍，暢遊在古羅馬曆史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出版的著作從《羅馬宗教》（劍橋大學出版社，1998）到《古典藝術》（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從《羅馬凱旋式》（哈佛大學出版社，2007）再到《羅馬人的玩笑》（加州大學出版社，2014）。更值得一提的是，比爾德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廣古羅馬文化的普及教育，使得其影響力大大超越了學術圈。她推出了有關羅馬鬥獸場和龐貝古城的通俗讀物。近年來，她的身影更是頻繁地出現在各種介紹古羅馬的廣播和電視節目當中。她又是一位公衆知識分子和女權活動家，不僅擔任了《泰晤士文學增刊》的古典學編輯，還在網上開設了專欄博客《一個教授的生活》（A Don’s Life）。其筆鋒肆意遊走，思接千載，貫通古今，仿佛化身庫邁的西比爾女先知（Cumaean Sibyl），向現代人源源不斷地傳遞着古羅馬人的智慧。她所關心的問題無所不包，針砭時事，月旦人物，亦莊亦諧，妙趣橫生。最令人擊節贊賞之處在于，她極擅長以古觀今，古今相互發明，将時隔數千載、看似不相關的事件用一條意義隐線聯系起來。她可以從凱撒的難言之隐談到現今英國政客的性醜聞，從為古羅馬的販夫走卒發聲到為當下的婦女和移民勞工權益代言。2013年，她因“對古典學術的傑出貢獻”而獲得了“大英帝國勳章”。
街巷，公寓，酒館，妓院，下水道，墳墓，這是瑪麗·比爾德羅馬史研究的興趣點，也是她觀察和重現普通羅馬人生活最重要的切入口。自下而上，見微知著，另辟蹊徑，不落窠臼，這些成了概括她學術路徑的關鍵詞。她的新作《SPQR：羅馬史》（SPQR: 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 Profile Books, 2015）也秉承了其一貫的學術風格和研究旨趣。
書名醒目的大寫SPQR是羅馬從共和到帝國名義上的國家最高主權“元老院與羅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的拉丁文首字母縮寫。這一響亮的标語幾千年來都是羅馬人最引以為傲的身份和政治遺産，至今仍随處可見于羅馬市内的燈柱、鋪路石、垃圾箱和下水道井蓋上。以它作為書名，顯然與本書想要傳達的主旨和作者的史觀密不可分。正如比爾德自己在“結語”中所說的：“我希望本書不僅是一部‘有關古羅馬的曆史’，而且是我們與羅馬元老院和人民對話的一部分。”（536頁）元老院與羅馬人民的合作共識與對峙抗衡構成了羅馬第一個千年的主線，也是理解羅馬從共和國到帝國曆史演進軌迹和榮辱興衰曆程的鑰匙。這一标題還告訴我們，它不光是一部有關元老、統帥、皇帝及其家族、那些大人物以及他們宏圖偉業的曆史，也是一部抒寫羅馬人民以及他們在羅馬大屋檐下喜怒哀樂的曆史。
正因為此，比爾德選取了公元前63年的“反喀提林陰謀”作為全書的引子和第一章，這一事件揭示了古羅馬政治生活的一些核心特征。不唯如此，有關它的長久争議和讨論對今天仍有啟示意義，也說明了“元老院和羅馬人民”的曆史為何如此重要。這一年不但是西塞羅這位共和國标志性人物“最輝煌的時刻”（第一章标題），也是元老院與羅馬人民這對共和雙駕馬車的内在矛盾凸顯和激化之時。因為粉碎了喀提林“企圖颠覆共和國”的陰謀，西塞羅被與羅慕路斯、卡米魯斯（M. Furius Camillus）并尊為對羅馬國家有再造之功的“國父”。然而，其對喀提林同黨的殘酷鎮壓，也很快被政敵攻擊為侵犯了“羅馬公民不經民衆大會審判不得被判處死刑”的基本權利，西塞羅因此而遭到流放。元老院與羅馬人民，孰先孰後，孰輕孰重？從共和建立之初的“平民與貴族沖突”開始，這對矛盾就像陰雲一樣始終籠罩着羅馬。早在“喀提林陰謀”發生的六七十年前，格拉古兄弟就因為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平民的立法改革、觸犯了元老貴族的特權利益而遭到同袍的殺戮。所謂的“顯貴派”（optimates）與“民衆派”（populares）的矛盾貫穿了共和國末年，導緻暴力循環和血腥内戰，直至伴随共和制土崩瓦解。這一漫長的沖突最終終結于奧古斯都所創立的元首個人統治，隻不過其手段并不是形式上的消滅，而是精神上的絞殺。随着“自由”（libertas）的覆滅，無論是元老院抑或者羅馬人民在主權的意義上都已名存實亡。
本書兼顧學術性和趣味性。盡管厚達近600頁，曆史跨度近一千年——起始自公元前753年傳說中的羅馬建城，跨越王政、共和與帝國時期，截至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頒布普及公民權的《安東尼谕令》——然而它給人帶來的暢快淋漓的閱讀感受是專業書籍中所少有的。這自然與其豐富詳實的材料以及比爾德非同一般的“講故事”能力有關。為了不影響閱讀的連貫性以及避免學究氣和論文體，正文不加一筆注釋，有時甚至連被引用古典作家的名字也不出現，這些全部被歸到書後每章的注釋中做統一說明，行文中也盡量避免使用專業術語。然而，可讀性絲毫不減損本書的學術分量：羅馬史中涉及這段時期的所有重大問題幾乎無一遺漏，在史料運用及說理論證上也是毫不含糊。由此看來，比爾德在對目标讀者的定位上是想将業餘愛好者和專業研究者一網打盡。
全書正文共十二章，除了第一章引子之外，基本是按照時間順序叙述的。對從公元前753年至公元212年間羅馬的每個發展時期及其核心特征都提出了若幹極富針對性的問題。更為特别的是，伴随着對這些問題的剖析，是對一些流傳已久的有關羅馬人的迷思和誤解的“祛魅”，這使得該書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本古羅馬通史著作，不斷地挑戰着我們既有的思維定式。
自18世紀末愛德華·吉本提出“羅馬帝國的衰亡”命題以來，大多數古羅馬通史都将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或者410年羅馬城被西哥特人攻占，再或者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末代皇帝被廢作為古羅馬帝國曆史的結點。比爾德則坦言，她更感興趣的是“羅馬如何從意大利中部一個毫不起眼的小邦成長為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并統治如此之長時間的”（17頁）。這也符合近年來羅馬史研究的一個大勢，從克利福德·安藤（Clifford Ando）的《羅馬帝國的意識形态與行省忠誠》（2000）到克裡斯托弗·凱利（Christopher Kelly）的《羅馬帝國簡史》（2006），探讨的大體都是羅馬的成功之處。SPQR整本書也圍繞着這一問題而展開，将上下一千年左右的曆史串成一線。
二、三章涉及的是羅馬的早期曆史。羅馬在公元前3世紀下半葉才發展出了真正意義上的曆史編纂。所謂建城與王政時代的曆史，大部分出自公元前1世紀以後羅馬史家的附會和杜撰，曆史與神話傳說雜糅在一起難以分辨。現代考古發掘雖然部分地證實了王政的存在，但更多揭示的則是文獻記載與曆史真相之間的巨大鴻溝。羅馬廣場地下的早期墓葬群表明，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羅馬的山頭已有人類定居，遠遠早于傳說中的建城時間。帕拉丁山上現存最早的茅屋和墓葬遺址在年代上可推定至公元前8世紀初，然而沒有證據表明其與羅慕路斯之間存在任何聯系。羅馬城邦的建立，無論在定居模式、社會組織、政治制度抑或身份認同的形成上，都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既不存在一個确切的建城時刻，也絕沒有西塞羅和他同時代作家所追溯得那麼古老久遠。
如果說後世的記載無法作為複原羅馬早期曆史的可靠依據，然而對于這樣的曆史建構，比爾德并沒有簡單地斥為荒誕不經，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問題：羅馬人為什麼要将建城溯源至一場羅慕路斯和雷慕斯兄弟阋牆自相殘殺的悲劇？羅慕路斯将帕拉丁山頭的彈丸之地作為容留附近逃犯、奴隸和流民的避難所以吸引招徕人口，這樣的傳說構建與日後具有鮮明羅馬特色的公民權政策（其對非拉丁人、行省人、外邦人和奴隸的開放程度與古典希臘城邦尤其是雅典封閉的
公民權制度形成了鮮明對比）有何關系？如何解釋同時存在羅慕路斯和埃涅阿斯這兩套建城神話，它們之間如何進行調和，其中是否有一以貫之的精神内核？
在比爾德看來，後世羅馬人一直不斷地在試圖“還原”（recover）、“改寫”（rewrite）和“重現”（replay）其祖先和起源的曆史，帶着自己所處時代政治和文化上的焦慮、争議、觀念與偏好。在此意義上，這種對早期曆史的重建（reconstruction）是極富價值的。在這些建城傳說和神話的背後，是他們的自我認知和身份建構，是羅馬人之所以稱為羅馬人的一些特性與核心價值觀，是他們繼承自祖先的一切優點和弱點。羅馬人将共和晚期對五方雜處、多元異質和内部沖突的感知投射到了他們的早期曆史當中。從這一角度出發，無論是埃涅阿斯從特洛伊千裡迢迢一路跋涉到意大利重建家園，還是羅慕路斯收容逃犯、流亡者和異邦人，再或者搶劫薩賓婦女以繁衍人口，都變得沒那麼難以理解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樣的曆史建構，羅馬人将現實世界的“外來”、“流動”、“混雜”與“多樣性”合理化。如果說羅馬人的祖先就是一幫流民和外來者，那麼現實中羅馬人慷慨地授予外族和奴隸以公民權，還有什麼問題呢？盡管這種出身和起源經常成為希臘作家譏嘲、甚至羅馬作家（例如西塞羅）自嘲的對象，公民權政策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偶爾也會受到頑固派元老的質疑和阻撓，甚至爆發過像同盟戰争那樣的大沖突，但總的開放性進程并沒有被打斷。最為關鍵的，羅馬人對它的合理性信念根深蒂固。我們隻要想想克勞狄皇帝在公元48年說服元老接受外高盧人進入元老院的演說中将羅馬人接納外來者的傳統一直上溯至羅慕路斯，這一點便可了然無疑。
既然從對早期定居點和墓葬的考古發掘來看，所謂王政時期的羅馬更像是一個部落國家和由軍事貴族集團所主宰的世界。到了相當于王政晚期的公元前6世紀中葉，羅馬才發展出一種有城市中心與若幹神廟及公共建築的城邦形态。早期羅馬平平無奇，論城市化和繁榮富裕程度比不上北方伊特魯裡亞人的城市，更不用說意大利南部和西西裡的希臘殖民地。然而從公元前4世紀初開始，激變發生了：羅馬人的戰争規模急速膨脹，勝利轉化成了征服，其擴張腳步席卷了整個意大利。比爾德将此現象稱為“大躍進”（great leap forward，第四章的标題）。那麼這一激變是如何産生，羅馬究竟是憑借什麼脫穎而出的？這是第四和第五章（“一個更廣闊的世界”）所讨論的中心議題。比爾德并沒有大而化之地去談論它，她還是遵循其一貫的提出問題、檢讨成說、稽考證據、驗證假設的論證思路。
羅馬帝國的崛起是否真如波裡比阿所說是由共和政體内在的均衡穩定性與職官貴族的榮譽競争精神所帶來的？應當說，羅馬内部政治變革與外部軍事擴張之間的緊密關聯早已成為學者們的一個普遍共識。公元前4世紀中葉經曆了“平貴沖突”後取代舊氏族貴族的新型“事功貴族”階層（meritocracy）及其所造就的一種榮譽競争文化固然構成了擴張的強大内在動力，但變革後所形成的并非是像波利比阿套用希臘政治思想所界定的那種“混合政體”（所謂執政官、元老院和民衆大會分别代表了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
在闡述該問題的同時，比爾德順便回應了有關羅馬共和國民主性的争論。弗格斯·米拉（Fergus Millar）被認為是波裡比阿在當代最積極的響應者（他的一篇極有影響力的論文的小标題便是“波裡比阿是對是錯？”，他給出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也是他重新挑起了近年來學界有關羅馬“民衆主權”的激烈争論。同波裡比阿一樣，米拉顯然過分強調了民衆的“形式主權”，這種針對傳統“寡頭制”理論的矯枉過正遭到了包括諾斯（John North）、莫瑞特森（Henrik Mouritsen）以及摩爾施泰因—馬科斯（Robert Morstein-Marx）在内的大批學者的質疑和反駁。比爾德在這場論戰中，站到了多數學者的一邊。羅馬共和政體的三大支柱成分顯然是不均衡的。關鍵點在于，舉凡選舉、立法、司法，政治上的主動權并不掌握在民衆手中。撇開其他，首先财産就是官職競選的先決條件。不過，比爾德也公正地指出，米拉對于“羅馬民主”最大的理論貢獻在于，他将人們的視線引向了以往被忽視的制度以外的更廣闊的政治文化層面，職官貴族無論是想要成功當選，還是通過法案，都需赢得民衆的選票和認同，讨好民衆和說服術于是成了制勝關鍵。羅馬的寡頭政體正是在這種濃厚的公開與公共的氛圍裡運作的，統治階層與民衆之間存在着一種奇妙的緊張依存關系。
然而在比爾德看來，與内部政治同等甚至更為重要的擴張動力來自羅馬吸納戰敗者、将後者的人力、武裝和資源轉為己用的超凡能力。這一點在公元前4世紀初羅馬對鄰近維伊人（Veii）的征服中已初露端倪，此後，這一将戰敗者變成羅馬公民（或者說“準公民”，最開始大多數的意大利城邦都被授予了拉丁公民權）、将昔日的敵人轉化為盟友的模式在對意大利半島、繼而在對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征服中被一再複制。
過去，人們往往将羅馬公民權的擴大看作是帝國擴張的結果而非動因，比爾德則徹底更新了我們對于羅馬公民權的認識。她在文中反複強調，公民權的擴大和分享才是羅馬勢不可擋的真正秘訣。羅馬人的獨特之處在于改變了古代世界戰争和國際關系的遊戲規則：他們不再單純地以攻城略地、搶奪物資人口為目标，而是緻力于同被征服者之間建立起一種長久的對己有利的同盟關系。因此，羅馬人施加于被征服者身上的長期義務往往是提供兵員補給，而甚少派駐常備軍與實施直接統治（至少在初期是如此）。這種将被征服者同化為征服者、分享擴張利益的機制賦予了帝國事業以一種強大的動力、支撐與後盾。這是其他任何一個古代帝國都
不曾設想與實踐過的創舉，其結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羅馬軍事征服的機器一旦開動，便可以自我維系，這使他們在意大利無往而不勝，也是為何在此後的海外擴張中羅馬人盡管遭遇數次重大軍事失利（包括像坎尼戰役那樣的慘敗）仍能笑到最後的原因（163-164頁）。比爾德的這番解釋并非溢美和誇大，在小亞阿弗羅狄西亞斯城（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南部）“奧古斯都神殿”遺址的柱廊内，有一幅著名的浮雕，上面刻畫的是化身為神的克勞狄皇帝将女性化的“不列颠”踩在腳下的場景。作為曾經的被征服者，阿弗羅狄西亞斯人自覺認同為羅馬人，以羅馬對世界的征服為榮，這難道不就是對帝國觀念内化的最好印證嗎？
對羅馬公民權與衆不同的分析和解讀占據了全書最大篇幅，也的确是論述最精彩的一部分（除第四、第五章以外，第十二章“羅馬以外的羅馬”也與此問題相關）。熟悉比爾德言論和作品的人都知道，她對羅馬帝國公民權與人口流動性的興趣和關注是持之以恒的。用比爾德自己的話來說，“羅馬人開啟了一場有關公民權的觀念革命”（523頁）——從羅馬人那裡開始，公民身份和權利可以不受種族、地域、語言、文化、宗教、貧富、地位和階層的限制，奴隸可以被釋放成為公民，外族士兵可以在退伍後榮升公民，自治市官員乃至整個城邦可以因有功于羅馬而獲贈公民權；從公民身份拾級而上、進入中央權力機構的行省人大有人在（截至公元2世紀末，超過一半的元老來自行省）；從圖拉真、哈德良、到塞維魯，行省人甚至可以問鼎皇權。像Gaius Julius Zoilos這樣由釋奴白手起家的希臘行省精英完全可以一邊誇示自己的羅馬公民身份，一邊心安理得地坐享母邦的恩主身份和榮譽。人類曆史上首次出現了“雙重國籍”的概念（523-524頁）。羅馬人将強大的軍事實力同一種包容性與延展性極強的有關羅馬人的定義結合在了一起，使得“羅馬性”（Romanitas）的觸角伸及遍布整個地中海世界。身份的流動性和開放性激發了羅馬社會的活力，也促進了帝國的交往與繁榮。在“羅馬希臘人”、“羅馬猶太人”、“羅馬高盧人”和“羅馬不列颠人”這些身份界定的背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變革，也是羅馬帝國統治留給西方世界最寶貴的遺産：“我們都是羅馬人”（Civis Romanus sumus）——這句話已經成為西方文明牢不可破的共識源頭和基礎。身為羅馬人，意味着隻需自覺認同有如萬花筒般的“羅馬性”的其中一面，大至皇帝崇拜，小至身穿托袈，上至精通拉丁文學，下至在鬥獸場和浴場裡享受羅馬式生活；身為羅馬人，意味着不必放棄原有的地方忠誠、文化屬性和宗教崇拜。概而言之，“成為羅馬人不止一途。多樣性支撐起了羅馬帝國，而公民權則賦予了帝國以統一性”（520頁）。
公元212年，“羅馬公民權”發展到了它的頂點——卡拉卡拉一紙谕令，羅馬帝國的所有自由民都自動成為羅馬公民，總數約為3000萬。它标志着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身份壁壘的最終消融，将近一千年的羅馬公民權大業大功告成，這也是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授予公民權運動。它所帶來的一個最富戲劇性的結果就是，到了公元4世紀，哪怕羅馬帝國的中心與首都早已遠離羅馬，乃至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衆多新建立的“蠻族王國”以及東部的拜占庭帝國仍争相以“羅馬”真身自居。這究竟應被視作羅馬的衰亡，還是羅馬的成功？這是比爾德留給我們的一個思考。
圍繞着“羅馬公民權”，比爾德又深入探讨了與之相關的兩個重大且素有争議的課題，即“羅馬帝國主義”與“羅馬化”（詳見第十二章“羅馬之外的羅馬”）。
關于前者，最有影響力的觀點當屬威廉·哈裡斯（William Harris）在上世紀70年代所提出的“有意侵略論”。羅馬帝國的擴張當然不像羅馬人自認為的那樣屬于“無心之得”——所謂擴張乃是神意指引和庇佑下的一系列正義戰争的結果，出兵多出于自我防禦或盟友之請。近年來，也有學者提出了折中性的“現實主義軍事幹預”的解釋。比爾德則打破了有關羅馬“帝國主義”的兩種迷思：首先，無可否認，羅馬人在征服過程中的确殺戮和奴役了大量人口，羅馬帝國的繁榮建立在對被征服地區的搶掠以及賦役的征斂上。然而，沒有證據表明，羅馬人比此前或同時代地中海地區的其他民族更嗜血好戰。羅馬人征服的并不是一個個安居樂業、彼此之間和睦相處的城邦部落，而是一個地區性暴力頻發、戰争頻仍的世界。其次，羅馬人并非從一開始就有計劃地實施征服，懷抱“征服世界”的宏圖願景或所謂的“帝國大戰略”，盡管他們之後将帝國事業粉飾成一樁“天賦使命”（尤其在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當中）。誠然，對軍事榮耀的渴望、對戰利品和經濟利益的追逐是擴張背後的重要原因，但很多時候，軍事幹預的最初壓力的确來自盟友和外部。更為關鍵的是，羅馬人起初并沒有一套關于領土兼并或海外統治的現成法律和機制，這也部分地解釋了他們的擴張進程為何如此之迅速：他們在征服後并不覺得有必要在當地建立起任何治理或旨在長久占領的統治機構。他們對被征服領土的控制形式是多種多樣、且因時因地制宜的，從“自由放任式的”同盟條約到直接派駐軍團與官員。因此，比爾德将處在早期發展階段的羅馬帝國定性為一種“服從帝國”（empire of obedience）或“強制性帝國”（coercive empire）——依靠強大的武力威懾确保意志的服從與利益的獲取——而非一種“兼并帝國”（empire of annexation）（162頁）。這一點可以在語言學上找到佐證。直到公元前1世紀末，imperium（後來的“帝國”）這個詞的意思還隻是“發布強制命令的指揮權”；provincia（後來的“行省”）也不是一個地理疆域上的概念，而隻是分派給官員的某項任務或“職權範圍”。至于羅馬帝國逐漸演變為“有邊界的領土帝國”，則是後話。
同樣地，在所謂的“羅馬化”（Romanization）問題上，“自上而下”的陳舊觀點早已遭到了學者們普遍的摒棄。顯而易見的是，除了像對待基督教和德魯伊教那樣的極個别例外，羅馬人很少有意識地強加自己的文化習俗或消滅地方傳統，尤其在城邦曆史悠久的希臘化東部，文化和宗教上的地方性和多樣性大部分得以保持，至多是在當地曆法中加入與皇帝有關的紀念日，以及在保持傳統神明祭祀的同時新建皇帝崇拜的廟宇。即便在城市化基礎較為薄弱的帝國西部，像塔西佗的嶽父阿古利可拉（Gnaeus Iulius Agricola）那樣積極在行省推動“博雅之術”和拉丁語教育的羅馬總督也是鳳毛麟角。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與其說是羅馬人無心，不如說是無力。羅馬帝國統治的低行政化水平（在帝國的前兩個世紀，同一時間駐紮行省的羅馬官員人數不會超過兩百人，這些人再加上幾千名看管皇帝産業和輔佐總督的皇家奴隸，管理着人口超過五千萬的龐大帝國）和有限目标（征稅與治安）決定了羅馬化的動力很少來自羅馬中央。羅馬人無法自行統治，必須依靠地方合作。因此，軍隊與地方精英在維持帝國運轉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正是他們成了羅馬化最積極的推手。前者将羅馬的法律、習俗和生活方式帶到了他們衛戍的邊境地區，後者則是羅馬世界星羅棋布、大大小小的城市實行自治的基礎。這些人充當了皇帝、總督與行省居民之間的中介，代之守土、征稅及治安。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愈發地将自己的身份、特權和利益與羅馬人捆綁在一起。對其而言，接受羅馬統治便是“成為羅馬人”的一部分。盡管有羅馬淩駕于一切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在背後，羅馬化絕不能稱之為一種自由的選擇，然而在實際的日常生活層面，地方精英的确成為了自身羅馬化的工具；而對于大多數的行省居民而言，羅馬化則意味着諸如洗浴、觀看角鬥表演、參加宴會、在廣場和柱廊中漫步集會等各種各樣富有羅馬特色的生活方式。總之，羅馬化很少來自羅馬皇帝或官員自上而下的灌輸，羅馬人更沒有像近代西方殖民帝國所自诩的那種文明教化的使命意識，“它看上去更像是行省選擇融入某一地方化版本的羅馬文化的結果”（494-495頁）。
值得一提的是，羅馬人自己對這樣的一種“羅馬化”也不乏批判。塔西佗的名言——“他們（此處指羅馬統治下的不列颠人）将此稱為文明，殊不知這正構成了他們被奴役的一部分”（humanitas vocabatur, cum pars servitutis esset）——直指文化與權力之間的關聯，揭示了不列颠人在變成羅馬人的同時，不自覺地代征服者做了後者本該做的事，從此沉浸在一種“腐朽堕落”的文化中不可自拔、甘心為奴。比爾德認為，塔西佗的批判固然勇氣可嘉，力透紙背，然而，“羅馬性”與“地方性”并非如他所說的那般簡單對立，現實中羅馬與地方的互動要複雜得多，且地方差異性明顯。“羅馬性”并不是一個單線頻譜，不同的地方隻存在羅馬化程度的差異。在整個羅馬世界，存在着多個“羅馬化”版本，它們是地方文化在遭遇羅馬文化時通過接受、容納、吸收抑或抵制而産生的千差萬别的混合體。更何況，所謂強勢一方的“羅馬文化”本身就沒有确定的内涵和邊界，其在形成中融合了五花八門的地方因素，且這一過程随着羅馬與地方的交流互動一直在持續（497頁）。最顯著的一個例子，便是現位于英國巴斯的公元1世紀時的薩利斯·密涅瓦（Sulis Minerva）神廟遺址。該神廟按照古典樣式建造，供奉的是一位由原來的凱爾特神與羅馬智慧女神合二為一的新神。神廟裝飾中包含了大量的羅馬元素，如橡樹葉花環和勝利女神像柱，但也有抵制同化、保留地方性的凱爾特元素，如神廟大門上方巨型的男性化戈爾貢頭像（497頁）。
以上諸問題無一不是羅馬史研究中有着深厚學術傳統的重要問題，如何回應成說、與古人和前輩學者展開對話是對學者史識和功力的重大考驗。正如比爾德自己所說，自吉本以來的将近兩個半世紀的羅馬史研究，新發現更多地來自看待問題的新視角而非新材料。不同時代的學者帶着不同的優先關注和着眼點，使得遙遠的過去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向我們言說（16頁）。
通讀全書，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她敏銳的問題意識。從大處着眼，從小處切入，透過具體的人和事來闡發時代的核心特征。正是這種别具隻眼，使她能夠從習以為常的權威記載和說法中發現抵牾和漏洞，提出質疑和新見解，從而成就了這本體大思精之作。
所謂的“羅馬性”（Romanitas）是對羅馬人所特有的一系列政治與文化觀念和實踐的歸納。盡管是一個拉丁詞，但它并不為古典時期的羅馬人自己所用。作為一個概念，它出現的時間相當得晚，最早是在公元3世紀基督教作家德爾圖良（Tertullian）的作品《論托袈》（De Palio）當中，且帶有貶義，用來指斥其迦太基同胞所膜拜的那種羅馬“異教”文化。後多被現代學者用來指代羅馬人的身份認同與自我形象。格裡格·伍爾夫認為，“羅馬性”的要義不在于共同的語言和種族，而在于共同的價值觀、習俗、德性與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身為一個政治與宗教共同體的成員身份。在伊迪絲·漢密爾頓的名著《羅馬精神》中，她歸納出了“羅馬性”的諸多要素，如堅韌弘毅、注重實際、對法律和秩序的追求等等。然而，這種歸納在今天看來多少有些刻闆和僵化。實際上，“羅馬性”是一個從内涵到外延都相當寬泛且靈活變動的概念。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