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躍進”是由群衆運動推動掀起的，“大躍進”運動又使群衆運動進一步高漲，什麼事情都興“大搞”。本來科學研究是一項艱苦的腦力勞動，更多是一種個人的行為。但在“大躍進”年代，提出了群衆性大搞科研的口号，人們看慣了“大幹XX（月或天），向XX（七一、國慶、元旦或向黨）獻禮”的标語。北大和複旦中文系的學生奮戰幾十天，寫成并出版了《中國文學史》，被作為典型例子加以宣傳。

1959年，“大躍進”運動遭到挫折，部分地區已有餓死人的情況。本來廬山會議基調是反“左”，遏制“共産風”，但彭德懷的一紙上書，卻使會議風向轉換，發動了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反‘右’傾，鼓幹勁，氣可鼓，不可洩”，“躍進”的口号又喊得震天響。1960年我在順昌廠勞動的時候，感受的還是“躍進”的氣氛。

從順昌廠回校後，正遇上群衆性搞科研的熱潮。當時新版《辭海》的編寫已經啟動，系裡也分到了任務，大概上面催得緊，就将任務分發到年級。我們班也領受了一些條目，但隻是讓我們過了一下目，後來就沒有下文。記得是屬于官制一類的，印象深的是“廉訪司”這一條目，現在知道是元朝的官制，而當年我未曾聽說過，到現在我還記住。

在之前，大概1958年底1959年初，系裡曾組織編寫了《中國紡織機械機廠廠史》。朱永康老師帶領，4、5位同學參加，最後由朱老師執筆寫成5、6萬字的稿子，幾個人分頭刻印。我手頭有過一本，後來弄丢了。為此，我曾去中機廠，作過一點調查專訪，但具體已回憶不起來。這自然屬于群衆性搞科研的成果。

過不多時，就接到通知，讓我參加一個項目，是《上海人民革命鬥争史》的寫作。《辭海》條目編寫，說說而已，但這次寫作任務，卻是系裡安排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的合作項目。說老實話，我并沒有感覺多少興奮，因為我知道我還不具備這種能力，參加到這個項目中去。試想，我們連中國近現代史都沒有好好學，也沒有經過學術寫作的訓練，一篇小論文都沒有寫過，有什麼資本去寫什麼著作。但在那種“躍進”的氣氛下，所有的計劃打算都用不到經過科學論證。有的隻是大膽的設想，至于這些設想能否實現，這不是你要考慮的問題。

後來的事實也确是如此。計劃一年内出書，最後隻是寫了幾篇文章。現在我們看到的由熊月之主編的《上海史》，煌煌15卷，600萬字，是集幾代人的學術研究成果，而非一朝一夕所能寫成。當年我們處初創階段，荜路藍縷，确實不易，但那種一年寫就的大話是實在不能說的。

系裡當然是看重我，因為被選上的隻有8人。一班的嚴靈修、廖志豪，二班的沈渭濱、陳書林、王高勝、季國忠，三班的李茂高、華士珍。不知什麼原因，嚴靈修在一個月後退出，隻有他一個黨員，估計組織另有安排，實際是7人。廖志豪、沈渭濱、李茂高是調幹生。李、廖年齡較大，李茂高長我12歲。沈渭濱參過軍，是團員，由他倣我們7人小組的組長。我則負責生活，與學校膳食科打交道，将糧票、油票、肉票、魚票、糖票、餅票等各類票證，7人每月的夥食費領回，分發給每個人。又與系主任秘書打交道，将每天的車票彙總後報銷（後來每人買月票），總之是考驗我耐心和細心的一項工作。

5月底6月初的一天，我們一行由夏笠老師帶領，來到徐家彙漕溪北路40号的曆史研究所。夏老師原是上海市東中學曆史教師，後被調入師院搞曆史教學法。除他之外，還有教我們中國近代史的王明楓副教授，和從華東師範大學曆史系畢業不久的馬洪林老師。曆史所向我們表示熱烈歡迎，由副所長徐崙主持開了一個圓桌會議，先互相熟悉。經過介紹，知道和我們一起的有3位研究員：湯志鈞先生、方詩銘先生和劉力行先生。還有4位青年研究人員：黃霞、餘先鼎、劉恢祖和汪濟潼。

上海史的範圍非常寬泛，現在限定在人民革命鬥争，這就将範圍縮小了。從時間來看，設定在1840年鴉片戰争開始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即中國革命史的前半段。這是考慮到研究人員的實際力量。能寫專著的其實隻有曆史所的湯志鈞、方詩銘和劉力行3位。4個青年研究員，黃霞是華東師範大學出身，餘先鼎來自東北人大，劉恢祖和汪濟潼剛從華東政法學院畢業，餘、劉、汪3位專業不對口。師院的3位老師系裡有任務，夏、王兩位每周來一、二次，後來幹脆不來了，馬老師來得多一點。主要是我們幾個學生，但也頂不了事。

根據設定的計劃，将所有人員分成幾個組，1840—1864年為第一組，人員為方詩銘、王明楓、王高勝、華士珍。1864—1898年為第二組，人員為劉力行、李茂高、餘先鼎。1898—1911年為第三組，人員為湯志鈞、黃霞、沈渭濱、廖志豪。1911—1919年為第四組，人員為馬洪林、陳書林、季國忠。

接着便是列出寫作提綱，也就是全書的目錄。因為限定了人民革命鬥争，這個提綱的制訂就頗費周折。首先是關于“人民”的界定。它和曆來的“國民”“公民”不同。在我國，被用來作為和敵人相對。按毛澤東的說法，不同曆史時期，人民的範圍是不同的。比如同是一個蔣介石，在抗戰期間，屬于人民的範疇，但在内戰期間，他便是敵人了。現在考察上海近代曆史，哪些可以歸入人民革命鬥争的呢？要說上海的無産階級，到19世紀末，還隻是在形成過程中，數量也有限。所謂底層人民的鬥争，也就是市民的鬥争。19世紀末、20世紀初，随着民族工業的發展，資産階級開始誕生，而且慢慢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出現在政治舞台上。要不要寫，能不能寫資産階級，也成為一個問題。在理論界，此時”左”風還刮得很盛，有了57年的教訓，思想禁锢得厲害，資産階級成了不敢碰的東西。但如果撇開了資産階級的活動，那麼可寫的内容則很有限了。從時間的維度上來說，有一大段的年份隻能留于空白，那麼，史也不成其為史。

這個事情拖了一段時間，也很難解決。到9月中旬終于決定暫緩寫書，每個時期找題目先寫幾篇文章。我們這一組涉及鴉片戰争和太平天國，鴉片戰争時期上海人民的鬥争就是陳化成将軍領導的抗英戰争。除此之外，還有1 848年發生的青浦教案。太平天國時期，上海發生了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相呼應，規模也很大，是一個很好的素材。比起其他幾個時期，我們的論文題目比較好定。就這樣從9月底起，我們的目标就比較明确了，即要将這些内容的寫成文章，交稿審閱通過。   

我們這一組5個人，王明楓老師系裡有事，他來得很少，實際是方詩銘先生和劉恢祖、王高勝和我4人，按照分工，我和劉恢祖負責鴉片戰争這一段，方先生和王高勝負責太平天國這一段。要論材料，太平天國這一段的材料比較豐富，除小刀會起義外，還有太平軍進攻上海。曆史所已經出版了《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中外文資料非常豐富，要做文章選題較容易。方先生雖是搞古代史的，但這時俨然成了小刀會史專家，我很羨慕王高勝跟着方先生。

我和劉恢祖就搞鴉片戰争這一段。陳化成的抗英是我們要寫的第一個課題。劉恢祖原是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系畢業的，但是學非所用。1958年，華政被撤銷，和其他幾個單位合在一起成立上海社會科學院，從此不再招生，原有的學生大都被分到中學做政治老師。恢祖是黨員，被分到曆史所。他原是調幹生，蘇州某小學的老師，56年考入華政。革命幹部家庭出身，聽口音是蘇北人，父親應是新四軍的，陳毅的部屬，據說已是大校軍銜，當年這個級别不算低，應是軍分區司令一級，亦即是地廳一級的幹部。他長我6、7歲，愛人也是小學教師，所以他每周都回蘇州。因為有這樣一個背景，他在曆史所任黨總支委員，實際主持工作的副所長徐崙對他另眼相看。

恢祖很謙虛，他說不是專業出身，如何寫作，可以一起讨論，但由我來起稿。其實我和他還不是一樣，王明楓老師給我們上中國近代史，沒有作業，沒有考試，實在沒有留下多少印象。現在他要我執筆，我也沒有推托的理由。當時放在我們案頭的是像磚塊一樣的6冊《鴉片戰争》，中國史學會編的資料叢書，但有關陳化成的抗英資料其實不多，主要取自道光朝的《籌辦夷務始末》。曆史所自己編譯了一本《鴉片戰争末期英軍在長江下遊的侵略罪行》，資料則很豐富，是當年幾個參加作戰的英軍艦長的回憶，還彙集了一些中文資料。

1840年6月開始至1842年8月結束的鴉片戰争，在2年多時間中，真正作戰的時間不長。先是1840年6月英軍從廣州海面北上，在占領定海後，直抵大沽口，道光帝連忙将抗戰派林則徐、鄧廷桢革職，派耆英去廣州和英軍談判。為取得更大的權益，1841年8月，英軍第二次北上，攻廈門，陷定海、甯波，1842年5月18日，占領乍浦。這回英軍根據傳教士的情報，稱清軍兵力集中在大沽，而長江下遊疏于防患，于是決定侵入長江，控制南北運河和南京，切斷清朝的漕運和商業運輸線路，逼清政府就範。但自6月至8月，英軍卻費了2個月的時間，方始抵達南京，在上海、鎮江都遇到了清軍的頑強抵抗。6月16日，英軍發起吳淞之戰，陳化成戰死。我們要寫的就是陳化成的抗英戰争。

陳化成（1776—1842年），福建同安人。行伍出身，由于作戰勇敢，經不斷曆練，1830年晉升為福建水師提督，駐守廈門，為從一品邊疆大員。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後，被派駐上海，任江南水師提督。到任後，即購置大炮，整頓軍備，在吳淞口的東西兩岸、東溝口的黃浦江兩岸與蘇州河外灘、陸家嘴兩岸組建3道防線。英軍攻占乍浦準備侵襲上海時，兩江總督牛鑒主張投降，遭陳化成堅決抵制。6月16日上午，英軍十餘艘軍艦向吳淞炮台發起進攻，陳化成沉着指揮，擊中多艘敵艦。在寶山城内的牛鑒見狀便想邀功，乘着大轎出寶山城，敵艦便向他開火。牛鑒丟下轎子慌忙逃跑，緻軍心大亂。敵人從蘊藻浜登陸，占領東炮台，對陳化成的西炮台呈包抄之勢，緻西炮台被攻占，陳化成英勇戰死。據英軍将領稱，中國守軍炮火很厲害，作戰亦英勇，是他們還未曾見過的。英軍在攻破了兩道防線後，進入上海城，在大肆騷擾了幾天後，企圖沿黃浦江去往蘇州，但未獲成功，遂沿長江向西進犯。

這是1842年上海抗英戰争的大緻經過。面對現有的資料，如何将它組織成文，如果以前有過學術論文的訓練，自然要輕松一點。但在進校後的幾年時間，我們一篇習作都沒有，即便是二、三千字的小論文，也未曾寫過，不知如何動手。王老師系裡有課，開始一段時間還來所，後來就不見人。方先生很少說話，隻見他成天都在做卡片，我們也不好意思向他讨教。我和恢祖商量後決定根據事件的發展進程，列出幾個标題，先寫出來再說。

進師院後，接觸了一些學術論著，很少感到興趣，大都枯燥乏味。唯獨郭沬若的學術論著，與別人不同，不是闆着面孔和人對話，帶有文藝性，我讀得較多，如《甲申三百年祭》，文風活潑，能打動人。在不知不覺中，我似乎也受了他的影響，于是也想将文章寫得活潑一點。其實，郭老功底深厚，隻有像他那樣富于才華的人，方能揮灑自如，哪裡是像我這種初學者能學得了的。大約10月中旬文章成稿後給恢祖看，他沒有說什麼。不過我自己也覺得不滿意，于10月底又修改成二稿，給副所長徐崙，他看過之後，說了幾點。大意是學術論文和散文不同，講究科學性，必須論述清楚，邏輯嚴密。他的意思很明确，還是老老實實的做文章。他又說，上海抗英戰争是鴉片戰争中的一個戰役，必須簡單地交待這一戰役發生的背景。重點是要講清陳化成領導吳淞抗戰的過程，宣揚其英雄主義，鞭撻牛鑒等人的投降行為。還要說明上海抗戰的曆史地位。當時關于中國近代史的權威著作，是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這是他延安時期的著作，囿于資料，關于上海戰役，他作了“不戰而潰”的結論，這顯然是錯誤的。我們必須在文章中将這一點說明，但範文瀾的名字就不提了。

按照徐崙的意見，我進行第三稿的寫作，大約11月初寫成後給恢祖，他說了一些想法。我根據他的想法作了一些修改。于是又去找徐崙。徐崙對我的三稿還是不滿意，而這時《學術月刊》計劃将我們的課題在12月号上發表。徐崙大概覺得讓我修改沒有把握，就以我的稿子為基礎，他自己動手另起稿。大概已到11月下旬，他用毛筆寫的十幾頁文稿終于完工。我對照了一下，他動得多的是開頭和結尾的部分。文章開頭是交待吳淞抗戰的背景，我不會簡略，寫得啰嗦。結語部分也是同樣的毛病，他将我評論的部分全部去掉，文字非常簡潔。關于戰役的整個過程，他嫌我的叙述不太清楚，引用材料不夠，特别是英國幾位艦長的回憶，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但我不敢大膽引用。所以在事實部分，他添加了一些材料，次序排列上作了調整。看了他寫的，我明白了學術論文應該使用怎樣的語言。他寫好後，為了幫助青年研究人員學會寫作，将他和我寫的兩篇文章都打印出來，讓大家讨論。湯志鈞、方詩銘、劉力行3位先生的發言是有相當水平的，于我而言，是一個極難得的學習機會。

《學術月刊》編輯喬彬來了幾次，問何時能交稿。我們交給他已是12月初。幾天後他要我和恢祖一起去編輯部校對。編輯部在高安路，離曆史所不遠，記得我和恢祖去的時候已是半夜，等了約1個小時，清樣才出來。費了三四個小時逐字逐句仔細核對，到天快亮時，感覺沒有問題了，才在晨曦中回到曆史所。做編輯的也真辛苦，喬彬已有點年紀了，也陪着我們一起熬夜。

雜志是12月10日出版的，作者署了恢祖和我的名字。當時覺得有點說不過去，明明是徐崙捉刀幫着搞出來的東西，隻有署他的名才合情理。這倒姑且不論，但後來稿費的處理更讓我們難以釋懷。喬彬将稿費送到所裡後，辦公室的同志給我們，我和恢祖認為應該給徐崙，但徐崙堅辭不受，要我們收下。後來恢祖給我說，不要推了，因為以前有過好幾例，徐崙幫青年研究人員寫成文章發表後，他都是這樣處理的。當年的稿費為千字8元，全文約10700多字，送來稿費86．1元，恢祖将43．05元給了我。

我拿到這筆錢之後，找到李茂高，他原是我班的班長，我對他很信任。我請他幫我做一件事，讓他将這筆錢交到系主任辦公室。我的理由是，我是系裡派到曆史所，屬于實習一類的，系裡已經給了我别人得不到的機會，我不能再要這筆錢，讓系裡收下，我就安心了。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李茂高對我說，系裡說這錢無法入賬，因為入賬要有名目，現在說不出名目，你還是拿着吧。過了幾十年，現在想想，當年沒有創收之類的說法，放現在，列一個創收的名目不就可以了嗎。既然如此，我也無法再推。須知43元在當時算是一筆錢，我還沒有參加工作，卻拿到了一筆錢，自然也很高興。想想再過半年就要參加工作，走上講台，總要像一個教師的樣子，于是化了大約20多元買了一雙皮鞋。因為是困難時期，物資已很緊張，本來不到20元的皮鞋，我則化了20多元。

《學術月刊》是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的機關刊物，在學術界的地位很高。它刊登文學、史學、哲學、經濟學、法學等人文學科類的學術文章，每月一期。作者主要是上海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專家學者。他們集中在複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所屬的幾個研究所。人數不會少于1000人。而當年文科類的刊物實在少得可憐，除《學術月刊》外，就是複旦、華東師大，上海師院3所大學的學報，能容納的作者和文章極少。以《學術月刊》來說，每期發2篇曆史論文，全年24篇。大學學報一般是季刊，能發的數量也有限。另外《文彙報》也刊登一些學術文章，為數也不多。總之一句，發文章很難。大學助教、講師都很難發文，不要說是一名大學生了。和我們同期發表的另一篇史學論文《論“四權”和中國古代農民戰争的關系》，署名作者為陳嘉铮和龍德瑜。本來不知道這兩位到底是誰，前兩年，看朱永嘉博客，才知是複旦大學曆史系6個人的合作。其中陳嘉铮是陳守實、朱永嘉和朱維铮的合稱。陳守實是複旦曆史系二級教授，其排名次于周谷城和周予同，兩朱當年都是助教。後來朱永嘉成為上海市委寫作組羅思鼎的負責人，姚文元的《論〈海瑞罷官〉》的文章，沒有朱永嘉是寫不出來的。“文革”期間朱永嘉為上海市委常委，“文革”結束後獲刑16年。朱維铮後來成了中國思想史領域最為中外學界矚目的人物。但當年他們的文章還要陳守實先生領銜，由此可見一斑。回看現在，各種各樣的雜志，五花八門，隻要你願意寫，不愁沒有發表的地方。我自問還無獨立寫作的能力，文章的發表隻是在短時間内稍微興奮了一下，很快就平複了下來，因為還有下一個寫作任務要我們去完成。

大概是1961年1月，上海曆史學會年會在南昌路科學會堂舉行，徐崙說我們的這篇文章要提交給年會。讨論前要我們作一個說明，主要是講寫作目的，以及寫作經過，聽取專家的批評。恢祖和我商量後，他沒有推托，由他作說明。對上海史素有研究的胡道靜先生對我們的文章看得很仔細。關于陳化成布防的3道防線，他說其實隻有一道防線，亦就是吳淞口兩岸。東溝口和陸家咀這兩處，陳化成有這打算，但實力不夠。因為隻要攻破吳淞炮台，英軍可以從陸上，經江灣到蘇州河，占領上海城，不必動用軍艦。他這話給了我們啟發，徐崙認為也有道理。胡道靜的父親胡懷琛是國學大師，早年父子倆協助柳亞子先生創辦上海通志館。柳亞子有搞上海史的打算和計劃，成立通志館的目的是聚集人才和搜集資料。曆史所有通志館的期刊和資料，我曾翻閱，對胡道靜也不陌生。所以，追溯起來，柳先生才是上海史研究的開拓者。胡道靜先生後來則成了《夢溪筆談》的研究專家，蜚聲中外，和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有密切交往，為中國科技史學科的建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這自然是後話。

現在看來，這篇文章還是有一點意義的。之前，上海人知道陳化成，城隍廟供有他的塑像，将他和城隍放在一起供奉，但對他的事迹不是很清楚。倒是豫園裡的小刀會起義司令部，因為是農民起義，經過大力宣傳，人們都知道了劉麗川和陳阿林。對陳化成，人們還有一點顧慮，他是江南水師提督，是統治階級營壘内的人物，能不能大力宣傳？所以我們文章的題目也就用“一八四二年上海抗英戰争”，而不用“陳化成抗英”，但主要還是宣傳他的英勇事迹。現在幾乎所有的關于陳化成抗英的宣傳，包括吳淞的陳化成紀念館采用的，大體是我們文章提供的資料。我們引用的外文資料，英國軍艦“複仇神”号、“摩底士”号、“臯華麗”号、“哥倫拜恩”号、“西索梯斯”号的艦長和軍官，柏納德、奧特隆尼、穆瑞、利洛、康甯加木等的作戰日記是以前人所未見的。陳化成的名字現在和關天培列在一起，成了第一次鴉片戰争抵抗英國侵略者的著名将領。

1960年12月底起，就轉入青浦教案的研究和寫作。

發生在1848年3月8日的青浦教案是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後的第一個教案。基督教的曆史很複雜。它在公元1世紀創立後有過兩次分裂。公元11世紀發生第一次分裂，以伊斯坦布爾為中心的，稱為“東正教”，以羅馬為中心的，稱為“天主教”。公元16世紀，天主教發生分裂，分裂出的派别稱為“新教”，主要在英美和北歐地區。相别于新教，天主教也被稱作舊教，主要是西歐、中歐、南歐大部地區和拉丁美洲。

早在唐朝，基督教就在中國傳播，當時稱為“景教”，西安碑林有一塊“大唐景教碑”，但不成氣候，佛、道的勢力太大。直至明朝末年，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窦來中國，用儒家學說宣講基督教義，還走上層路線，找徐光啟這樣的“高知”，然後進到皇宮，影響權力中樞，于是局面漸漸打開。清朝時，天主教傳教士湯若望已官至欽天監，康熙身邊還有兩個法國傳教士，專門教他數學、天文、物理。但後來因為羅馬教廷改變過去利瑪窦的做法，不允許中國教徒“敬天法祖”，被康熙下了驅逐令。天主教一度在中國沉寂，直到鴉片戰争之後，天主教勢力重又恢複發展起來。

新教的傳播是後來的事，大體是乾隆晚年馬戛爾尼使華之後。而傳教士的大批來華則是鴉片戰争所緻。1842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後，1844年法國也強迫清政府簽訂《黃埔條約》，傳教活動從此合法，基督教傳教士，無論舊教、新教都大批前來中國。

教案大都發生在傳教士、教民和中國底層群衆之間，除了文化上的差異之外，還涉及到實際利益。青浦教案是新教傳教士到中國後發生的第一個教案。1848年3月8日淩晨，英國倫敦會布道士麥都思、慕維廉和雒魏林3人去青浦布道，在城隍廟附近散發宣傳材料，和滯留在青浦的漕運水手發生沖突。雒魏林揮舞手杖傷了水手，水手持篙問罪，遂起沖突。麥都思被打傷，青浦縣令金镕聞訊後即趕到現場，急忙派人護送3人回滬。作為教案，不典型，嚴格說來，隻能說是一個事件。整個事件過程很簡單，但後果很嚴重。

《南京條約》将廣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列為商埠，向英國開放後，涉及外來人員的管理問題。1843年的中英《虎門條約》列出細則，規定外人在上述5個城市的活動領域，以一天内來回為限。後來法國人、美國人也照此規定執行。按當時的情況，實際也隻是一天内的步行距離，自然隻是指白天，最多十多個小時的時間。活動也就被限制在城市近郊的三十裡路的範圍。麥都思等3人雇了小船，從小東門沿江去青浦，行程約90裡，來回180裡，豈是用十來個小時就能做到的呢。這是理虧在先，但後來3人強詞奪理，将一天說成是指24小時。道台鹹齡曾參加《南京條約》的簽訂，見過世面，據理力争，認為傳教士有錯在先，水手鬥毆在後，現在他去麥都思處已表示慰問，事情應該就此結束。但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是個極蠻橫的人，在他的威逼下，鹹齡答應捉拿“肇事者”，他卻不肯善罷甘休，下令英商拒付關稅，又讓軍艦橫在黃浦江中，不讓運糧的漕船進出，還派副領事去南京向兩江總督李星沅施壓。抗稅影響政府的财政收入，封鎖江面影響漕糧的運送，在阿禮國的恫吓下，清政府将鹹齡革職查辦，10名水手受刑，3名傳教士獲300兩銀賠償。第一次鴉片戰争後，清政府在對外交涉中，變得越來越軟弱無能。

和陳化成抗英一樣，青浦教案的中文資料很少。《籌辦夷務始末》、《上海縣志》和《青浦縣志》中有一些零星的記載。現在已發掘出李星沅的私人檔案，但當時還沒有。我和恢祖提出能否從外文資料中去找一點這方面的材料。曆史所有一個編譯組，專門有一批人從事翻譯。現在研究所都已不設編譯組，研究人員一般都通一國，甚至多國外語。當年曆史所的編譯人員力量強大，約10人左右，有通英語、日語、法語等各種語言的人才。涉及上海史的外國檔案，不可計數，不依靠外檔資料，無法進行研究。搜尋的結果是，葉元龍先生在英國下院藍皮書中有所發現，這就是阿禮國和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的來往函件，約有20萬字。葉先生曾任重慶大學校長，聯合國救濟總署安徽分署主任，解放後是上海财經學院教授。我曾寫過兩篇文章回顧他的一生。所總支書記張有年告訴我們後，我們就等他的翻譯資料。這時已是春節後。葉先生的翻譯速度很慢，每天隻得1 500字，一星期約1萬字，每周送一次。大約3月中旬，我向張有年提出，能否讓我們葉先生合作，由他口譯，我作記錄，好讓速度加快一點。葉先生工作場所在徐家彙藏書樓，就這樣，陽春三月的時候，我來到藏書樓，和葉先生、馬博庵先生、雍家源先生一起，在藏書樓底層入門處的廊下，放4張學生用的小課桌，開始我們每天8小時的工作。葉先生一面翻看，一面可以不假思索地口述，我按他說的化為文字。然後我讀給他聽，得他的認可後，再繼續下一段内容。一天下來，可得6000字。他非常高興，說我的文字能力不錯，這自然是他對我的鼓勵。現在知道先生那時已患有心髒病，他是力不能逮。其時我才20歲，他的年齡3倍于我，氣血已經不足，還能要求他有速度嗎。我和他合作了約1個月，到4月中旬，大概已譯出一半多，十來萬字。我對葉先生說，留下的部分，你看如覺得重要，選一部分譯。我們将那十來萬字消化一下，看能否做成文章。

本來4月中旬離放假還有兩個多月，但傳出消息說，系裡讓我們五月上旬結束所裡的事情，回校去聽一些課，參加畢業考試。原來我和恢祖打算根據現有資料，化一個月的時間，可以完成青浦教案的寫作。但我們的打算最終還是落空。

5月初，我們離開曆史所回到了學校。在校的同學已經過兩個多月的實習，并且在聽中文系老師的課，據說是準備改行。我們也就跟着一起聽了20多堂課，主要是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現代史的課沒有聽，但要參加考試。就這樣在一種無序的氣氛中結束了學業。

青浦教案的研究，恢祖沒有搞下去。過了二三十年，《辭海》雖經修改，出了再版，關于教案的措辭還是那麼幾句話。直到十多年前，才看到關于教案的幾篇文章，其中一篇是馬洪林老師的，他和我們一起在曆史所，他知道這個課題。中國近代史上發生的教案，何止百千，青浦發生的這件事實在太小了，但并非因其小而可以忽視。這主要是因為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青浦教案是1 840年鴉片戰争後的第一個教案。其次，大多數教案涉及的是天主教，而很少新教，青浦教案是為數極少的新教教案中的一個。最後，教案導緻租界的擴張。1848年11月，阿禮國挾青浦教案的餘威，逼迫上海道台麟桂，将英租界由河南路向西擴至泥城浜（現西藏中路）、向北由李家場（現北京東路）擴至蘇州河。租界面積由830畝擴至2820畝。1849年4月法國駐滬領事敏體尼，則逼迫上海道台麟桂，将洋泾浜（延安東路）至城區的狹長地段，約986畝的土地租借給法國，這就是法租界的由來。從此上海有了兩個租界。

青浦教案中的3位傳教士，從教案中的表現來看，主要是違反了有關規定。青浦的漕運水手正處于失業狀态，生活無着，心中積滿怨憤。當天傳教士帶的宣傳品不多，是傳單之類，而水手争着一定要經書，未能滿足要求，混亂之中，起了沖突。本也不是一件大事，但後來水手持竿棒追打，始釀成大禍。主要是阿禮國借此發難，如果清政府強硬對付，他是占不了便宜的。說來說去，是清朝政府的軟弱和不争氣。

上海開埠伊始，來華外人不多，其中在上海有影響者，隻二十來人。教案中的這3位均列名其中。被打傷的麥都思（1796—1857年）是倫敦布道會資深牧師。早年曾習印刷術，後投身宗教。來華之前在印尼的巴達維亞（現雅加達）建印刷所。他是第一批來華的傳教士，曾任英軍翻譯，1841年脫離軍隊，來上海傳教。與此同時，他購買了位于現福州路和廣東路之間，山東路以西的一片土地，于1843年創建墨海書館。這塊地被稱為“麥家圈”，後來又成為仁濟醫院的所在地。書館引進西方的印刷技術，翻譯西方政治、科學、宗教書籍，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出版社。也可說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外資企業。墨海書館培養了一批通曉西學的學者，如王韬、李善蘭。王韬成為維新思想的先驅，對康有為、梁啟超有直接影響。李善蘭則成為著名的數學家。麥都思本人則留下多種譯著，成績斐然。為紀念他作出的成績，布道會專設麥倫書院，後更名為麥倫中學，亦即現在繼光中學的前身。那個揮舞手杖誤傷水手的雒魏林（1811—1896年）他兼具傳教士和醫生的雙重身份，是英國皇家學會外科學會會員，專眼科。他随麥都思一起來華，曾在廣州、澳門行醫，後至舟山創立醫院。1843年來上海，在麥都思的幫助下，于1846年在麥家圈（占地5畝半）創辦仁濟醫館，亦即仁濟醫院的前身。後又赴北京創辦醫院，兼任英國公使館醫生。每次去仁濟醫院，見二樓的大幅牆面，陳列的是醫院的院史赫然在目的是一張雒魏林醫生的圖片，總要想起1848年3月8日在青浦城隍廟的那一幕。

慕維廉（1822—1900年）也是倫敦布道會派出的牧師，隻是到上海已是1847年，隔不多時，便發生了青浦教案。說起來，他與宋氏家族還有一點關系。宋慶齡的外祖父，即宋母倪桂珍的父親倪蘊山，早年學修鞋、制鞋，20歲左右在南京路北的盆湯弄（山西路、福建路之間）借房開鞋店，1858年入耶稣教，為他行受洗禮的正是慕維廉牧師。後來倪蘊山到麥家圈，給倫敦會的傳教士當廚師，不久升任天安堂（在麥家圈旁邊）牧師，成了一名上海早期的宗教工作者，這是其人生的一大轉折點。此後，幾個子女，包括倪桂珍在内，以貧苦教徒子女身份進校讀書，并享受免費食宿和生活費。

當年我對麥都思稍有一點了解，知道他有一個兒子，一般稱為“小麥都思”，曾做過英國駐上海領事，為示區别，将他翻譯成麥華陀（1823—1885年）。知道麥華陀曾創辦“格緻書院”，亦即格緻中學的前身。現在的泰興路還曾以其名命名，稱麥特赫斯脫路。其他兩位的情況，一無所知。

主要還不是資料的缺乏，不了解他們的生平經曆，而是受流行思想的支配。1960年10月，《毛選》第四卷出版，我們政治學習的内容就是《評白皮書》的幾篇文章，如《友誼還是侵略》、《丟掉幻想，準備鬥争》、《别了，司徒雷登》，對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保持高度的戒心。傳教士被認為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鋒，還有什麼好肯定的呢，自然是全盤否定了。

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史學領域更為明顯。史學界對最早到上海的一批外國傳教士，進行了實事求是的研究分析，對他們在傳播西方文化方面的貢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曆史所隻有一年，但對它，我們都很有感情，直到現在已經過去快60年了，還一直想起它。漕溪北路40号那幢4層大樓，坐北朝南，南面就是藏書樓，再過去是天主堂，這些建築，和土山灣孤兒院、徐彙公學（現徐彙中學）一起，構成了徐家彙天主教建築群。1960年6月，我們剛進所的時候，那幢大樓一分為二，臨漕溪路的東半部是市農委，另一半，即西半部，是曆史所。兩個單位食堂是一個，我們和市農委的人一起吃飯。過了幾個月，兩個單位分開，我們不從東門出入，而是和市農委隔開，另設一南門，由南門出入，食堂也分開。      

我們進所時，人員還不多，連我們在一起，不到30人。青年研究人員很少，隻6、7人，中年研究人員，隻3、4人，更多的倒是五六十歲的一批，是編譯組人員，近10人。還有6、7位行政後勤人員。編譯組人員大多是解放前在大學任教，即将退休，不适合做研究工作的。如葉元龍先生、馬博庵先生和雍家源先生。還有是共産黨的領導幹部，運動中犯了錯誤，也被安排到研究所。如曾是同濟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的薛尚實，資格很老，在白區搞工人運動時，一度受劉少奇直接領導，解放初，曾任青島市委書記。到上海後，和柯慶施意見相左，遂被打成“右”派，後被安置到曆史所。這種情況和張聞天、顧準、黃逸峰他們被安置到經濟所，如出一轍。薛尚實每天夾着一個皮包，到所裡上班，搞工人運動史。解放前，他領導工人運動，現在他将過去的實踐拿來作理論研究。

從1958年建所到現在，已經60多年，最近翻看曆史所的紀念冊，除了對徐崙、湯志鈞、方詩銘幾位略有記叙外，餘則一筆帶過。這裡，我想着重說幾位。

先說一說徐崙（1910—1984年）。徐崙是曆史所初創期的主要人物。所長李亞農曾任新四軍敵工部副部長，是中科院學部委員，上古史專家。像他這樣的黨内史家也隻有有範文瀾、翦伯贊和呂振羽。他和郭沬若關系也很好，但因病長期住華東醫院。實際主持負責所裡工作的是徐崙。他的資格很老，是北大國文系出身，1937年以平津流亡學生的身份，參加以山東泰安為中心的徂徕山根據地創建。長期在新四軍搞敵工和宣傳。1949年任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1950年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秘書長（由政務院批準任命）。後在上海市委黨校講社會發展史，并寫了《什麼是原始社會》、《什麼是奴隸社會》、《什麼是封建社會》等小冊子，發行量很大，影響很廣。1956年協助李亞農籌建上海曆史研究所。他瘦長個子，頭發差不多已全白，額頭布滿皺紋，以為他年過60，後來才知道50還不到。煙抽得厲害，一根接一根，手指全被熏黃了。全所人員對他都很敬重，不但是因為他的資曆、學識，更因為他平易近人。所裡人的稱呼，除了幾位60歲左右的老先生，以某老相稱外，不分年齡大小，都在姓氏前冠以老字。我年紀最小，但恢祖卻稱我“老華”，他稱方先生為“老方”。我很不習慣，因在學校，方先生一輩，是以“老師”相稱的，現在我就改稱方先生。但獨有徐崙，幾乎是約定俗成，大家都叫他徐崙同志。

徐崙善言辭，曆史所的人都喜歡聽他講話。不嫌其講得長，反嫌其講得短。因他講話富于哲理，風趣幽默。這和他閱曆豐富有關。在革命戰争年代，他長期搞宣傳，還從事敵工工作，來曆史所前，又在市委黨校講課，練就了講話的才能。自然，北大中文系出身，還有他那一口京片子，這都有關系。我這一生，聽報告無數，在教政治課後，每學期都要聽市委領導作報告，但聽來聽去，論講話水平，隻有原市委宣傳部長陳其五可與他相颉颃。大約是1960年11、12月，他每周用2個晚上時間給我們講中國革命史，這是他的業餘時間。我們為他準備一瓶開水，他一面抽煙一面講，2個小時時間很快過去，好像還沒有聽過瘾。香煙一支接一支不斷，到講課結束時隻剩下半包。我對中國革命史本來就有興趣，聽他講後，興趣更濃。

按徐崙解放初期的職務，不管是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秘書長，還是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級别都已很高，前一職務由政務院（即後來的國務院）任命，後一職務應由中央軍委任命。兩個職務的頂頭上司，文教委員會主任、政治部部長都是舒同（後來的山東省委書記），所以，他最起碼是局一級幹部。怎麼後來弄到市委黨校做教員，又被安排到曆史所任副職，最多也就成了處一級幹部呢！這是我們心中的一個疑團，但内情卻不得而知。後來知道，許多領導出了問題，有一條出路，就是到研究所。我們心中也就作此猜想，徐崙大概在某次運動中出了問題。否則，按其資曆和才能應是市委部長的角色。

他有一女兒，給我們講課時有幾次曾把她帶來，約10歲，活潑可愛。據說徐崙的愛人是新四軍重要領導人羅炳輝的遺孀，擔任上海第二醫學院黨委副書記。

離開曆史所後，我一直關注徐崙的動态。知道他寫了《徐文長》一書，曾聽說他是徐氏後裔，為先人作傳是他的一樁心事。他還在作張謇研究。他學術水平很高，但事務繁雜，不允許他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搞學術。“文革”之後，我一直打聽他的情況，他在曆史所也遭到批鬥，但我想所裡的人畢竟都不是學生，情況總要好一點。“文革”結束後，他領導曆史所撥亂反正，開創了曆史研究的新局面，可惜他已到生命晚年，不允許他作出更大的成績。1984年，他與世長辭，享年74歲。

還有馬博庵（1899—1966年）先生和雍家源（1898—1975年）先生。他們互稱馬老和雍老。

曆史所政治學習時，編譯組的幾位老先生分到各個組。馬、雍兩位先生就和我們一起。每周一次的學習，2個小時，就這樣，我們算是認識了。後來因為和葉先生一起搞英國下院藍皮書的翻譯，到藏書樓，大約一個月的時間，每天都在一起，這樣就更熟識了。1960年9、10月間，《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這是配合形勢的需要。政治學習就以此為内容。第四卷收錄的是毛主席在第三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人民解放戰争時期）的著作。這是共産黨和國民黨的最後決戰階段。貫穿這整個時期的毛澤東思想，是要敢于鬥争，善于鬥争，敢于勝利，善于勝利。在這場鬥争中，絕無第三條道路可走。當年的政治舞台，除了國、共這兩家外，還有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種勢力，他們企圖走中間道路。毛澤東在多篇文章中批判了這種思想。我們的學習以評白皮書為主要内容。

我們這一組，發言多的是馬老和劉力行先生。劉力行好像也是老革命，原是山東師院的教務長，不知怎麼也到所裡來了，他的理論水平很高，講話很有水平，一講就是一大篇。他煙也抽得兇，我發現他将吐出去的煙圈還要吸回去，真是一毫也不肯放松。我喜歡聽他發言。

馬老是喝過洋墨水的，隻知道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出身。衣着打扮和徐崙、劉力行迥然不同。冬天是毛皮襯裡的西式大衣。一口揚州話（江蘇儀征人），一句是一句，出口成文，記下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這種工夫不是常人能學到。現在關于他的材料多了，才知道他确實有驕人之處。他去美留學，先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曆史，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學國際法、外交史。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到他的母校金陵大學，任曆史系主任兼政治系主任。1939年，應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之邀，去江西泰和（戰時省會政府所在地）創辦中正大學（現南昌大學前身）。熊式輝是蔣介石倚重的政學系人物，在主政江西後緻力于弘揚文教，時江西無高等學府，故着意興辦大學。他經人介紹與馬博庵接觸後，發現馬是個幹才，故将籌辦中正大學的事交由他和晏陽初主持。晏陽初和梁漱溟、陶行知都被稱為平民教育家，聲望很高。中正大學籌委會由晏任主任，馬任副主任，實際由馬負責。在克服了種種困難後，中正大學于1940年10月正式開辦。著名學者胡先骕任校長，馬博庵任文法學院院長。籌辦期間馬曾赴重慶面見蔣介石。抗戰勝利後，蔣将熊式輝派往東北任東北行營主任，統管東北三省。馬博庵随熊去東北，任内政部東北特派員。抗戰期間，蔣經國基本上是在贛南地區，和熊式輝關系很深，故被任命為東北外交特派員。1948年熊式輝離開東北後，馬博庵至無錫任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授、代院長。後任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他原先還搞社會學，從事縣鄉政建設，作過許多專題調查。1951年被派往香港、曼谷、日本、菲律賓等地進行農村建設方面的考察和研究。1955年回上海，1957年分到曆史所搞研究、編譯。

有這樣的一段履曆，特别是經過1957年反“右”運動後，馬老自然處處小心。他在一次發言中就說，他就是毛主席所講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抗戰勝利後，像他這樣的人都希望組成一個以國民黨為主體的聯合政府，讓共産黨和民盟參加。他們都很欽佩周恩來，認為周恩來是行政院長的最好人選。他對于延安方面發的文告中用的措辭，“你的（指蔣介石）政府”很不習慣，因為政府就是一個，也就是還在重慶的中央政府。總之，他每次發言都很有内容，我喜歡聽他講話。

我見過他翻譯的文稿，他的鋼筆字很漂亮。中國最早的報刊是外文報紙，1850年英國人在上海創辦的《北華捷報》。上海小刀會起義（1 853—1855）時期，曾發布許多文告，所用均文言，《北華捷報》用英文将其發表。曆史所組織搞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時，馬老将英文回譯成中文，所用也是文言。多年後發現了原文，将它和譯文對照，竟一字不錯，可見他的語言文字的功力。但就是這樣一個學識淵博，又具行政幹才的學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驚吓，突發腦溢血而死，享年67歲。他太極拳打得很好，技法純熟，在藏書樓，他和雍老上下午各打一遍。對像我這樣的年輕人，他總面帶笑容。想不到隻過了幾年，就遭此無妄之災，最終離開了我們，行文及此，也不禁悲從中來。

和馬老不同，難得聽到雍老的聲音。政治學習時，他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從未聽他發過言。後來知道他是僞國大代表，也就知道他為什麼不講話的原因了。“國大”，即國民代表大會的簡稱，分“制憲國大”和“行憲國大”。葉元龍先生是1948年的行憲國大代表，1957年講了幾句話被劃成“右”派，對雍老來說，可謂前車之鑒。不過人的性格各有不同，雍老大約屬于内向，不是喜怒皆形于色的那種。其實國大代表這個群體是需要加以分析的。這裡有幾種，有黨派代表，有各省提名代表，還有特邀代表。查當年《申報》，才知道葉元龍先生是由他籍貫所在地安徽歙縣推出的，葉先生講他如何被推出，并不清楚。雍老是作為社會賢達被推出的。所謂社會賢達是不屬于任何黨派，而具有廣泛社會聲望的人士。不是某一個黨派說了算，要社會公認。大都是學者、教授，是各個專業領域的領軍者。雍家源是會計界的名人，在20世紀中國十大會計名家中，位列第四。上海的中國會計博物館列出1 8位中國會計名人，潘序倫列第一，雍家源位列第六。1946年的制憲國大，他是作為會計師團體被列入，是其中的五人之一。

這自然和他的經曆有關。他6歲進私墊，化8年讀完“十三經”。17歲進金陵大學，先學英文，後攻經濟。金大畢業後，應廖世承邀請，在東南大學附中任教。後去美國西北大學攻讀，回國後任中央大學教授、會計系主任。1933年出版《中國政府會計論》，三易其稿，45萬字，作為“大學叢書”出版。他是中國現代政府會計制度的最早設計者。1940年，和馬寅初等一起，被推薦參加第二屆中央研究院評議員（即後來的院士）選舉。所以，他和馬老還有些不同，馬老還不純粹是學人，他和政界有聯系，有些事，在運動到來的時候，往往說不清。雍老在南京國民政府做過審計院協審，審計院改名為審計部後做過審計兼總務長，解放前夕，做過南京市政府會計長，都是一些技術性工作。大部分時間在大學任教，1949年9月至1952年院系調整前任複旦大學會計系主任，後在上海财經學院任教。但面對一個新的政權，而且運動不斷的時候，國大代表這個頭銜本身，讓他怎麼可能若無其事呢！有一次，劉力行在發言中說到僞國大選舉時說，有的人跳了窯子，入了火坑，失了貞操，不知他是否有所指，但在雍老，那學習，不就如坐針氈，那發言，不就如芒刺背嗎！

雖然在一起學習，又在藏書樓在一起個把月，很少聽他說話，他隻是一門心思的翻譯。他是1958年下半年進所的，“文革”期間曆史所陷于癱瘓境地。如果算到1966年，他實際工作隻有七年，但就是這短暫的幾年，除了集體合譯外，他獨力完成了一百萬字的翻譯任務。所裡的人對他這種勤勉的精神都很欽佩。1966年8月1日，他被抄家，從晚11點直至淩晨5點。後又被安排到奉賢農場勞動，1972年退休，1975 年去世，享年77歲。

近60年前在藏書樓的“三老一少”，“三老”中，馬老走得最早，接着是葉先生，最後是雍老。“一少”呢，再過幾個月，也已是八旬老人了。他們三位，物質上，衣食無虞，甚至還可以說處于大衆的最高層。1956年工改時，雍老被評為三級教授，領導對他解釋說，他是應該評二級的，但由于種種因素，隻好委屈了。是的，會計師一行，他在國内，不是排在第四，就是第六。擔任過中央大學、複旦大學的會計系主任，他不評二級，誰評？但他卻說，工改前，他拿220元，現在按三級，他可以拿250元，他感到很滿足了。還有兩位的工資肯定也不低。但對他們來說，重要的并非是物質，倒是要有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能在學術上有所創造發明。他們是學人，學人不做學問做什麼？雍老是中國現代政府會計制度的設計者，在南京政府時期，他在多處搞審計、會計，想實現他設計的理論，但總是行不通，往往以辭職告終。不是理論有問題，而是政府還不是“現代政府”。新中國成立後，他利用講壇宣講他的理論，不料到58年，他和葉先生一起，被安排到曆史所。兩位經濟學家，不搞經濟學而去搞翻譯，搞翻譯也不到經濟所，令人啼笑皆非。

再說馬老。他不但是曆史學者，而且是社會學家。他的研究方向和梁漱溟相同，是如何搞好縣、鄉政建設。我看過他在江西搞的調查報告，對鄉鎮一級的調查，列項很細，每一項都有調查統計。和他一起搞的還有著名社會學家雷潔瓊。但解放後，他的這一套自然行不通，也隻能轉任翻譯了。

我在曆史所的時候，政治空氣很沉悶，大家講話都小心翼翼，他們幾位則更不必說了。本來三位的共同話題應是很多的。年紀也差不多，葉先生長雍老1歲，雍老長馬老1歲。3位都有留美經曆，從美國回來後都在南京，又都在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東南大學這幾所學校任教，相互之間應該都很熟悉。但從未聽他們閑談以往，好像他們過去都不熟識。他們心中到底在想些什麼？寫到這裡，就想着他們這一代學人的命運。他們可說是生于憂患，原先都懷着救國的理想，希望能在學成歸來後報效祖國，做一番事業，但在現實面前，卻撞得粉碎。在風雲變色、江山鼎革之際，他們原本都可選擇去台灣。1949年4月南京政府遷往廣州後，任命雍老為交通部會計處長，要他去廣州，遭到回絕，最終他選擇到複旦任教。再說馬老，以他和熊式輝（1949年中共列出的43名戰犯中，熊列第18位）的關系，也完全可以跟随熊去台灣，但他卻到了東吳大學。葉先生也是同樣的情況，國共雙方都在做他的工作，最後他也決定留下。他們對共産黨和人民政府寄予熱望，相信在人民政權下，還能發揮自己的特長，倣一些有益的事情。孰料建國初期嚴酷的政治生态，令他們隻是感到壓抑，還談什麼發揮特長，搞什麼學術研究呢！

回校後，我曾去王明楓老師處，因為在曆史所，也算熟悉了。我曾去過兩次。他住教師家屬宿舍樓的底層，大概很少有學生去看他，所以每次我去，他都很高興，抓一把糖來招待我。第二次去時他告訴我一個消息，說所裡本來要将我們這幾個留下，但中央剛發布”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城市要消腫，各單位要精簡人員。所裡原先的方案無法實現。在曆史所，除了師院外，華東師大和複旦也有幾位學生和他們合作課題。但比較起來，他們認為我們這幾個最賣力，也就是說，像做學問的樣子。做學問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心要靜得下來，“闆凳要坐十年冷”。到所裡後，看方先生，湯先生，坐幾個小時是常态，楊寬先生坐在那隻可轉動的圈椅裡，不見他有出來的時候。受了他們的影響，我們的“坐功”也就練出來了。

我們都刻苦自勵。1960年下半年，是最困難的時期，曆史所食堂夥食比學校要好一點，估計和市農委合在一起有關。但油水總還不足，饑餓感是常态。就是這樣，我們熱情仍然很高。那一個冬天，我每天晨起拖着木屐去浴室洗冷水澡，然後和幾位同學一起長跑，從學校大門出去，沿桂林路，漕寶路，到漕诃泾甚至到中山西路，再乘43路到曆史所。我去報銷車費時，系主任秘書張企賢問我怎麼有不少5分車票（應該是1角車票），我笑着回答她說，我們給系裡省錢。就這樣，上午7點離校，晚6、7點回校。然後去圖書館，憑參閱證進參考室，看一點所謂的内部資料，往往過11點才回宿舍。

我們都作出了一點成績。沈渭濱寫了《試論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一一和夏東元先生商榷》，刊在1961年第4期《學術月刊》上。方老師和王高勝合寫了一篇太平天國的文章，發在《解放日報》1961年1月11日上。陳書林、季國忠和馬洪林老師一起寫的文章是後來在《史學月刊》上發表的。所裡的青年研究人員不多，我們這幾位也合他們的意，想把我們留下，也很自然。但形勢似乎比人強，好事多磨，最終未能如願。

我們這一屆的畢業分配很晚，到8月底才将我們送出師院。大約100多人的一個年級，有10人留校，除1人外，全是黨員。有搞政工，也有搞教學。畢竟在一起已三四年，每人的情況彼此都大緻清楚。搞教學的，看來看去，除個别人外，大都不夠格。我們7人，無一人入選，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既然我們去曆史所的時候，是經過挑選的，為什麼要留人的時候，就想不到了呢。現在别人不說，無論怎樣，沈渭濱是應該要留校的。他不但文字工夫好，理論水平高，且富于思辨能力。1962年，他要我一起去考研究生，我知道自己不夠格，加上學校工作任務重（上二門課，兼高三班主任），沒有去。他其實是考上了，華東師大的陳旭麓也要他，陳旭麓是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學者，在國内享有盛譽。七寶中學卻借故不放，做了一件缺德的事情。但過了十多年，最終還是被複旦要了去。

現在我們7人中，沈渭濱于4年前離我們而去。王高勝也于前年去世，走前一星期我曾去嶽陽醫院看他。大概是他生前曾關照，要把留下的書送我，夫人曾來過兩次電話，但我自己的書都無處堆放，他的研究方向又和我不同，我隻好婉言謝絕。季國忠和我最談得來，他分在普陀區新會中學，分開後和他通過幾次信。後來聽說他已不在世，卻說不清原因。2002年我到普陀區進華中學上課後，就托人打聽，回答說是走失了。“文革”大串連，亂得很，走失了找都找不到。他很老實，平時不多話，但我知道他古文很好，文筆也不錯，表達能力很強。離世的時候30還不到，真是太可惜了。李茂高今年92歲，8年前聚會還參加，以後就不見身影了，聽說身體也不好。廖志豪回到蘇州後沒有音訊，據說進了蘇州博物館。陳書林和我都在南彙，和他見面的機會最多，他身體還不錯。

曆史所培養了我對科研的興趣，如果留在所裡，也就是向故紙堆裡讨做文章。民國時期著名報人曹聚仁，有一年在杭州西湖文瀾閣整理《四庫全書》，他說是成了蠹蟲，過着“發黴的生活”。我後來做了教師，和搞研究比較，到底孰優孰劣，實在很難講。幾十年教師做下來，覺得倒也不錯，因為每天面對的是一個個活潑可愛的生命，在精神上是愉悅的。到現在還和不少早年的學生保持聯系，享受着這種精神上的愉悅。但不管怎樣，我對曆史所懷有感恩之情。在這短短的的一年中，它讓我接受了初步的學術訓練，知道怎樣去做課題研究。我現在還保持這樣的習慣，即發現問題後，便去收集資料，寫一點小文章。我還常常懷念徐崙同志、方先生、湯先生、老劉（恢祖）和三位民國時期的學人——葉先生、馬老和雍老，也常常懷念我的這幾位老同學。他們對我都很關照，我對他們都懷有感恩之情。

  2020年1月3日